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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苎布、棉绸、麻布万余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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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一万包（崇德辛巳减九千包，顺治丁亥减九百包，余下一百包内，本白米三十包，白米七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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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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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过顺治、康熙两朝，大清渐渐平静而且富庶，便让朝鲜使团贡品逐渐减少(23)。不过即使如此，使团仍然要携带不少物品，包括打点各处上下的礼物，这使得每年赴燕京的朝鲜使团，不得不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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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使团虽然携带官方进贡物品很多，但是却对私人携带物品限制相当严格。由于大清国不许使团夹带私货，所以，为了避免个别人的走私行为连累整个使团，在离开义州进入大清之前，照例要在鸭绿江边的河滩上，对使团携带的物品作一番自我搜检(24)。顺治十三年（1656）出使的李，就曾经因为有人密告大清国的官员，朝鲜使团夹带禁物禁书，所以被要求一并搜查，并将报告燕京，几乎引起一场严重的冲突。他只好把使团的“刷马夫五汉，乃于轿前遽加重杖”。偌大一个使团，就因为这件小事几乎不能前进，只好软话说尽，加以贿赂，才勉强得以放行(25)。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北京的金昌业也记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义州临行之前，一定要“检阅一行藁藏，以个人所带银货，量其轻重录其数，加封打印，然后还给其人，盖略依八包之法，防其私滥，而其事甚疏，不过为文具耳”(26)。话是这么说，但是有时也会出纰漏，像雍正十年（1732）的赵最寿、韩德厚使团，就在临行之前发现了问题，尽管三令五申禁止在清国私自经商，但在即将渡江时检查行李衣笼，却发现上使干粮马头郭山、馆奴万中，居然“潜藏天银一百二十两于饼担里”，另一个放料译官刘圣锡的雇佣，也“藏天银二百两于私卜中”，第一次发现，本想“枭首江上，以少警边关，仓促难以详核，囚禁湾府以供律勘断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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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清定下的规矩，却也引出了大清的鄙陋，原本是对走私行为的限制，最终却常常沦为索贿的由头。一旦天下安定，官员不免怠惰，腐败随之而生，就连镇守边关的将官也不能免。朝鲜使团甫一出境，就得面对大清各色官员，只好细心打点。雍正二年出使的权以镇（1669—1734）在日记中记载，使者刚一出关，就要到凤凰城送礼，“城将以下，牛鹿（录）、章京、甲军等三四十人，皆有所给，争竞锥刀，新来者自称位在城将上，城将所得环刀，欲得之，往复不已，受毕方许入。……所谓新来官者，在前，无栅门交易之事，十数年来，自义州称以逢载车物入送，人马七八十驮，仍相交易，湾尹以此牟利，而沈阳户部官，亦送将校来收市税，射利之弊，固无彼此。译辈称，以天子别遣御史讥察，栅门以为借口之计，良可笑也”(28)。这当然是不在制度中的陋习。可是，朝鲜使者如果不送礼呢？那些镇守栅门的大清官吏，会不会因此就借口使团中有人夹带走私货物，而对整个使团横加阻挠，另生枝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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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不敢冒险，只好自行“搜检留住”。临行之前，在鸭绿江边河滩上解开行囊，一一查看，这成了离乡去国前朝鲜使团的一个例行节目。当然，这种节目经历百年，渐渐也会松懈，十九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担任曹允大使团的书状，在渡江之前，就对使团中人的行李加以检查，果然发现有使团成员为了图利而夹带人参；道光十二年（1832）担任徐耕辅使团书状的金景善则引述《燕记》指出，在江边搜检原本是惯例，既要校阅人马，人籍其姓名特征，马记其毛色，同时也要抄检所带行李，方法是“立三旗为门，搜其禁物，如黄金、珍珠、人参、貂皮、包外滥银”等等，大略有数十种，等级低下的随从人员，要摸裤披衣，等级较高的使团成员，则解视行装，抄检现场，皮箱等等遍地狼藉，规矩应当很严格，如果夹带较少的要重棍罚没，中等的要刑配，最重的甚至要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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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已经律条松散，他也承认，使团中人私带红参的很多，河滩搜检，也常常有如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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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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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离乡悲情：不知何者是山，何者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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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检之后，使团便朝西北越过鸭绿江，离开朝鲜向大清进发。那个时候，朝鲜与清国以三江为界，传说中源自白头山的大江，“至马耳山下，分派三流”，大体上“三江中江是胡地，鸭水即吾东也”(29)。由于贺岁使团通常在冬季出发，那时三江正值枯水期，涨水时“三江合为一流”的鸭江、西江和中江之间，处处是裸露的河滩，上面飒飒的枯败苇草，脚下冰冷的湍急江水，让使臣们的心里越发充满惆怅和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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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江头犹故国，九连城外是谁家”(30)？大凡初入异域，多少有些忐忑不安，而对于一直把大清看成是“腥膻之地”，又多是第一次出使的朝鲜使臣来说，离乡去国确实是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旅程。因此，几乎每一个跨过鸭绿江的使臣笔下，这一段从朝鲜到大清，涉三江荒地不过几十里的路途，就好像满目凄凉，处处是落木萧萧，败叶飒飒。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出使大清的麟坪大君李的眼中，这里就是荒凉衰败之地，“人烟断绝，蓬蒿满目”(31)。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使臣李描写自己离乡心情，仍是十分悲凉，因此看到的景色也是一片灰暗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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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回而行，芦苇夹道，乱石冰崖，九折难回。日已曛，天又雪，数炬明灭，不知何者是山，何者为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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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是冬天，也许景色的确如此。然而，第二年（1778）使团的正使蔡济恭（1720—1799），明明看到九连城到金石山之间，是“山川洞壑，明媚深邃，缘以嘉木，间之奇花，无往非苕霅之趣，武陵之幽”，但仍然因为它“介乎两国之界，空旷废弃，不知为几百年”，从而心底悲凉，感慨“胡地才分江一带，客愁争似雨千丝”(33)；接着，八年后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五月，虽然正值盛夏，沈乐洙（1739—1799）渡江时，眼中景色依然是一片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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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渡江，回首孤城烟树，自觉黯然。渡中江三江，夕到九连城，草树中，行人没笠，始乘车，左右披草而行，自义州已送护行军校，设帐幕，列枪戟，以卫虎豹。夜深月明，步出帐外，徘徊不能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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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去国离乡人的心情所致，这不是在“朝觐天朝”，反倒像是“亲临虎穴”。《离骚》早已有这样的感慨，“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朝鲜使臣似乎也有一点儿这个意思。到嘉庆二年（1797），另一个朝鲜使臣徐有闻渡江时，仍然伤感地说了这样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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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荻林，一望无际，回瞻故国，不觉涕零，况朔风砭骨，夕阳催马者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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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大清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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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庆门所撰《通文馆志》（首尔：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影印本，2007），参见卷三至卷四“事大”，这两卷中记载了赴北京使团所用的文书、路费、先文和表笺状奏咨、渡江状、礼品、路线、报单等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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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嘉庆二年（1797）出使的徐有闻《戊午燕录》就说，他们在义州逗留了十几天。《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160页；这好像成为惯例。同样，赴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团，也会在国内最后一站釜山逗留不少时间，一方面是为了等待风平浪静，以便乘船到对马岛，一方面也和燕行使团一样，在即将去国的义州稍事调整，并且对是否夹带私货进行自我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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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编：Joseon Painters as Envoys to China（韩文本，首尔：201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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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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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一，《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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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最寿《壬子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卷，367—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