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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朝鲜使臣所绘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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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不免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风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笔墨。至今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燕行文献中，有不少在这里流连光景的作品。只是因为朝鲜人根深蒂固地蔑视胡虏的心理，让他们总觉得中国一旦沦入满清，便陷入无极的悲情世界，一切都仿佛带有凄凉。山海关也不例外，这里的孟姜女庙，原本是文人的吟咏题材，却总让他们想到笼罩天地、哭倒长城的悲切。而旁边的孔庙，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师的场所，却常被他们看成是礼崩乐坏、文明沦丧的征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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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让他们常常想到的，还有一个与山海关相关的人物，这就是当年为大明镇守此地，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1612—1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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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乱贼”：乍逢巨变之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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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断地传来。隔着满洲人早已占领的辽东，当时已被满洲人控制的朝鲜君臣，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来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国，在犯上作乱的乱贼和伺机进逼的女真双重压迫下，早已节节溃败，渐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煤山的槐树上自缢，这个消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无比悲哀。到了五月，当他们经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个月“吴三桂开关出降”，清兵已经“带神威大将军炮兵，及吴总兵马、步兵，前驱北京”的时候，就更是绝望，《李朝实录》记载，不要说国王君臣，连“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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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开关纳降，清人直取北京，成为明清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吴三桂成了朝鲜人眼中的历史罪人。吴三桂作为明朝大将，不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开门揖盗，引鞑虏进入关内，使神州沦陷，在始终眷念大明帝国的朝鲜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严守华夷界限的朝鲜人，对于忠烈与叛逆的爱憎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谢恩的朝鲜使团书状（类似书记官）成以性（1595—1664）路过连山驿，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寿的碑文前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祖氏“当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缘（祖）大寿惜一死，四世勋业一朝扫尽，而今独两石门余存，适足为后人唾骂之资耳”，说到这里。话锋突然一转，便说到山海关和吴三桂，他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两天之后，使团一行走到山海关，他不由“举目相看，反袂而拭泪”，感慨地吟道：“连云粉堞浑依旧，百年文物不胜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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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的是吴三桂，悲切的是朝鲜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头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宠臣，不仅他自己位极人臣，连他父祖的坟墓也极尽荣华。那些年中，朝鲜使者每到山海关，都会看到为吴三桂祖坟守灵的奢华景象。据说，吴三桂让其兄吴三凤看守坟茔，守冢人数达到三百，“俾渠等备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时之祀”(8)，这让始终对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鲜文人感到既无奈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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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朝鲜人旁观者清？也许是朝鲜人爱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烈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索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9)，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哪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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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所以，他们始终在默默地祈祷大明江山的恢复，诅咒着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原因很简单，对叛徒的仇恨有时甚至超越对蛮夷的不屑，因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10)，却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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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蠢蠢欲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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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康熙年间，事情却有一些微妙变化。还是让我们从康熙十二年（1673）说起，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朝鲜人很快就听到传闻(11)。通过朝贡使团从中国带来的种种消息，朝鲜君臣默默地观察着清朝政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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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674）的三月，作为谢恩使到北京出使的金寿恒，特别派译官金时征快马加鞭赶回京城，又带来一个传闻，他说，有“朱姓人，诈称崇祯皇帝第三子，聚众万余，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放火北京城中，因作乱，事觉就擒”。很有趣的是，从起兵之日起，似乎吴三桂又和“大明”联系在一起，这无端地勾起一些朝鲜文人的“复明”之心。五月十六日，朝鲜官员罗硕佐、赵显期等人接连上疏，说“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北京，天下事变，迫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在这一年，还有一个叫做柳润的人，根据占星术作出了惊人的预测，向朝鲜国王说“见天文，明必兴，胡必亡”，而且断言吴三桂要再造大明，“清国之势，似难久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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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朝鲜君臣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毕竟事情太大。领议政金寿兴说，虽然吴三桂只是自称“大将军”而不称皇帝，也许他有所拥戴，但情况还不很清楚，“我国不能探知，诚可郁郁矣”。朝鲜国王更是小心，因为“筵中说话之宣泄外间，近日尤甚”(13)，他怕惹出麻烦。当年江华岛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记忆还深刻地留在心中，清兵毕竟很强大，他不能轻易说话。何况他也怀疑，吴三桂是否真的要有所拥戴，是否真的是复明？好像还很难说。到了八月，尽管君臣反复讨论，但由于情报困难，对吴三桂是否真的“拥立朱氏子孙”，朝鲜人还是搞不清楚，而此时朝鲜已经换了国王，显宗老去，肃宗在这一年即位成为新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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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王总有新气象，刚刚上台的肃宗好像心里也有些蠢蠢欲动。这一年（1674）十一月，出使北京的灵慎君李滢回国途中，刚刚走到那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山海关，就急不可耐地派人飞速回到京城先报告消息，说大清帝国已经麻烦重重。按照他的说法，康熙皇帝很无能，遇到有捷报就乱吹牛，一旦是坏消息就死瞒，“年少性急，近因丧患兵乱，心气暴发，不能自定。诸王诸将亦无智虑之人”。他还说，有一个汉人告诉他们，“吴三桂立朱氏后……已据有南方三省之地，而处处起兵应之”(14)。紧接着，他们还听说吴三桂发布了《反清檄文》，抨击清人是“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且宣称自己“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15)。似乎他确实要恢复大明江山，这使一些朝鲜人觉得，可能吴三桂真的是一个夏臣靡、程婴、李陵一流人物。在《李朝实录》中，曾把这份檄文当作吴三桂的真心话全文照录，说吴三桂“内怀恢复之志”，而且一连用了这三个典故，大大地称赞吴三桂智勇深沉：“其于明亡三十余年，奉朱氏复兴，则与夏臣靡相似；其与宫人太监匿一块保全，则与程婴相似；其屈膝穹庐而终奋大辱之积志，即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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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夏代寒浞杀害后羿篡夺王位，而夏臣靡苦心孤诣，收罗遗民，并经营多年，终于辅佐少康中兴夏王朝，是卧薪尝胆的忠臣；春秋时的程婴则是著名的《赵氏孤儿》中的主角，他收养被灭门的赵朔之子，忍辱负重成就友人大义，是可歌可泣的烈士；至于李陵，则是汉武帝时代战败不得已才降匈奴的将门之后，司马迁说他“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这次“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三个人都是坚韧之人，其不死更难于死。朝鲜人未必真的相信吴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但仍然如此夸张地想象这是反清义举，其实只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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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兵不动：等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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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仿佛捷报频传，西边的吴三桂好像声势不小，东海的郑氏似乎也有所动作，辨不清真假的消息接踵而至。一会儿使臣传言，说吴三桂、耿精忠和郑锦舍“连横合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不动一兵，传檄而定，声势日振，南方郡邑太半归顺”；一会儿探马来报，说吴三桂有苗奴五六千，“泹齿漆膝，白布裹头，其目深而黑，其剑长而广，其勇如飞，其战无敌”；一会儿又听人说，吴三桂地险兵利，坚壁不出。据说，清兵虽有四亲王十大将率八万兵，但“上年粮绝，人相食，猎獐鹿，并其毛食之”(17)。纷至沓来的消息，搞得朝鲜君臣有些心痒难耐，有人上书进言说：“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如果“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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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竟“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中国兴亡又不是朝鲜兴亡，所以，这些年里他们始终在观风向、走钢丝。一些大臣如南九万就说，别信道听途说，也别轻举妄动，要想复仇，先得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设令国家真有克诘戎兵，转弱为强之事，亦且隐闭藏匿，不使敌人有所窥测，况于初无一事之措处，而先出治兵之虚声哉？”虽然有人（如水原儒生李启祥）自告奋勇，要代朝鲜国王和郑氏联络沟通，但被当朝大臣（领议政许积）斥责为不负责任而罢。虽然清朝使团曾经到朝鲜来要挟，让国王给皇帝送“数百柄鸟铳”，以博大清欢心，并说这样一来“皇帝必大喜”，但朝鲜大臣（右议政权大运）却反对这种做法，说：“岂可只信渠说而轻送重器乎？”(19)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并不为外言所动。有一次，日本对马岛主平义真来问“华戎兵事”，居心叵测地鼓动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听了以后也只是笑笑(20)，因为他们深知，“倭性狡猾，而此书辞，明是卖哄荧惑之言，窥伺之态，有不可测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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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尽管痛恨清朝而眷念大明的朝鲜文人心存幻想，但毕竟他们对吴三桂开门揖盗的行为仍然记忆深刻。康熙十六年（1677），当吴三桂还在南方和清廷对峙的时候，沙河驿原来四时上供的吴氏父祖坟墓，就已经被清朝官方捣毁。这一年，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记载，“云南举事之后，（清廷）发葬磔尸，以戮辱之。其父冢则只纳一部空榇，不获其尸，但掘毁而已”(22)。他觉得，吴三桂不仅引清兵入关，把大明江山拱手送人，而且一方面拒不赴李自成之召，害得父亲丢了性命，一方面又举事造反，让祖父尸体被清人弃骨扬灰，真是既不忠又不孝。所以，他在日记中重重地记了一笔，“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血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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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等待之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终于传来了吴三桂兵败身死的确实消息，渐渐他们也知道了，“三桂即位于衡山之阳，国号大周，改元弘化，而原无立朱氏之事”(24)。于是，他们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因为吴三桂并不是为“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而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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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辽东见闻：寻访散在关外的吴三桂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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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时侯人的心理很奇怪，本来在观念上被看成是从逆的叛贼，一旦和自己面对面，观感也有一些微妙变化，真所谓“耳闻不如眼见，亲近改变旧嫌”。在吴三桂败死之后那几年，作为反复无常的“贰臣”，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迅速被口诛笔伐。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25)；汉族士人觉得他朝三暮四，为一己私欲而绝不是“反清复明”。所以，尽管他在起兵时发布过那篇《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意外的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鬼话，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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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价当然影响了朝鲜人，他们本来就对吴三桂没有好感，一直鄙夷这个反复无常的奸雄。在吴三桂败亡后，他们也会跟着抨击，像康熙二十二年（1683），著名的朝鲜文人金锡胄（1634—1684）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就写诗说，“次第边城失，当年此亦孤。深仇天岂戴？大盗地尽输。西北崩隍在，东南半壁无。白头还举事，吾且尔何诛”(26)。但有趣的是，已经渐渐接受“大清”的汉人这样说倒也罢了，原本把清帝国视为“夷狄”的朝鲜人，有时也会在对吴三桂“反清复明”的想象之中，对吴三桂的观感有一些彷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犹疑不定，这种犹疑似乎一直延续到吴三桂败亡之后。尽管希望最终变为失望，但那种复杂的希望，却很容易引起朝鲜人对吴三桂的另类想象。特别是，当一些朝鲜使臣来到辽东亲见吴三桂旧部，和他们有了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竟然对吴三桂产生了另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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