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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的只是，这批吴三桂旧部竟然如此固执地维护着吴三桂的死后声誉，坚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对立立场，他们甚至不惜向朝鲜出卖大清的情报，这倒是过去不曾知道的。举一个例子罢。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鲜人赵师锡为了刺探清国的政治情报，曾经派人向吴三桂旧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听(39)，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亲，他住在离沈阳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来，他曾多次见到朝鲜使团官员，认识不少朝鲜文人如南九万、崔锡升等。当他接到赵师锡的来信，就立马回信给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时，“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康熙）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他还告诉朝鲜人说，康熙不听有关“内远声色，外绝游田，息兵养民”的好言相劝，却把谏言的人打了一顿，还“亲执杖以撞之，体无完肤”等等。他特别向朝鲜官方透露吴三桂故地云南情况，他说，征服云南的大清官员腐败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抚绥不善，俱有负固之心，且招纳流亡，收留平西王下旧人更多，是有待时而动之意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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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复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从他不惜当密探，给朝鲜通风报信的架式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他所说的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是“亡国臣仆，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愿意披沥肝胆，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对钱财的贪恋，他在信中说，如果朝鲜能够给他“少加赒恤，以济涸辙之鱼”的话，他愿意作朝鲜的“侦事之人”，把情报上呈“贵国主”。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单纯，所以在二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周流河又见到此人，已经察觉他并不可靠，金昌业在日记里说，他“颇有文翰，而为人浮诞，言不实云”(41)。但是，当时的朝鲜人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的仇视，一方面出于对情报的需要，仍觉得这个吴三桂旧部“情理实为矜恻”，所以就连国王也下令，“其情诚可矜，使臣之行，优赍盘缠，以周其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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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许我们不必讨论他出卖清国情报给朝鲜人是否“卖国”，也不必强调他以夸诞通报以换取钱财是否“可耻”，只是朝鲜人记载的他的举动以及关外吴三桂旧部的言行，处处让人觉得这些旧部对吴三桂，真是有相当奇怪的忠诚和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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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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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盖棺论定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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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和他的部下起事，未必是怀念故国而拥戴大明，他们恐怕只是为了“撤藩”而反清。朝鲜人未必赞成吴三桂，却是真心地眷恋大明。这一点到了康熙末年，朝鲜文人也渐渐清楚，便不再对吴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锡胄的后人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国时，虽然对这个“世人皆曰杀”的吴三桂是否“开关纳清为罪”感到疑惑，说当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吴三桂无法自保，更无法杀逆贼（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义，不与清兵并力，则毕竟见破于自成，而清兵亦自入关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最重要的罪过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号，竟至败灭，丧失名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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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团出使清国。在辽东一地看到四块大碑，传说中此地乃是吴三桂冢，可他看来看去，发现四块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员的神道碑，并没有吴三桂和他的家人，显然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于是，他便询问同行的翻译金庆门。金庆门是个极其精通中国事务的译官(43)，他回答说，自从清帝剿灭三藩之后，“尽杀三桂之九族，尽掘三桂之先冢。况三桂死于南方，岂葬于此”。说到这里，他细细地向李正臣叙述了吴三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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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闯贼之变，大明覆亡，此际吴三桂持重兵守大藩。不顾父死，请兵于清朝，杀贼报仇，天下之论三桂者，毁誉纷纷，要观其末梢所为。其后三桂果起兵，几得天下半。旋乎身死而兵败，前日之誉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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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告诉李正臣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十年前他在留守凤凰城的时候，曾和流放到那里的吴三桂旧部叙谈，“尽得其事颠末甚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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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其反清朝，非为故君之地，实自为之计也。初则受封为平西王，俄奉清朝皇帝之命，攻永历皇帝于缅甸，生擒永历皇帝，俾绝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地。及复举事，自称大周，建元昭武，则其身死兵败者，不必清朝威武之所加，想应明朝列圣在天之灵，阴有以灭绝之也。其无父无君之罪，可胜诛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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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席话说得李正臣如梦方醒。这时，历史和价值都很简单明了，无论是大清国官方“十恶不赦”的定论，还是汉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怀，还是朝鲜官员怀念大明鄙视大清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吴三桂钉在了耻辱柱上。几年后，朝鲜使臣赵文命在路上想起吴三桂，就写了一首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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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三桂心犹汉，我识通天罪莫逃。当日若兴真义旅，白头宁着柘黄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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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毕竟比人强，岁月也能磨销记忆。再过十来年，就连曾经对吴三桂抱有极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认大清国皇帝的新政，是“宽仁盛德，敬宗睦族”(46)。到了三藩之乱平定六十年之后，这件事情早已在人们心中淡去，无论在汉族文人还是在朝鲜文人心中，吴三桂已经是不必再说的“贰臣”和“逆贼”，朝鲜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评价已经不再冲突。虽然，一个叫做卢以渐（1720—1788）的朝鲜文人想起了吴三桂的时候，还偶然地联想到了图谋恢复汉室不幸身死的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约，因为他“终作开门纳贼之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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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个清代，朝鲜使者在中国境内的途径是被规定的，大体上从义州出发经栅门，一共三十站：即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辽东（以上东八站）—十里堡—沈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整个中国境内的旅行，包括休整与在途，大约需要一个多月，所以，各类《燕行录》的记录，多是北中国这一路的风土人情。又，关于明清两代朝贡路线的变化，朝鲜人徐有闻（1762—？）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先时，女真作乱，以遏朝鲜使者朝天之路，大明成化十六年，我国以改路之意问于天朝，事下兵部议之，职方郎中刘大受曰：朝鲜往来之路，自阿骨关历辽阳、广宁、屯田卫入山海关，入京不远好矣，然此非祖宗本意也，若自鸭绿直抵屯田卫、山海关，则恐为他日之忧。事寝不行。阿骨关即连山关也。大抵渡鸭绿，不由辽东、沈阳，直有五六百里捷径，而事不如意，甚为慨然。”见徐有闻《戊午燕录》，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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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中记载路程说，“自凤凰城到沈阳，四百四十三里，沈阳到山海关八百三里，山海关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计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实为二千五十里”，自沈阳到山海关，是中节，山海关以西，则是终节。但他又说明，明代原来贡路是从辽东直取鞍山，自海州卫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则改经沈阳，所以，到十三山才见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滨。《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二卷，634—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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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道一（1645—1703）《丙寅燕行日程》，《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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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德厚曾于雍正十年（1732）与李宜显同赴北京，其《承旨公燕行日记》中记载山海关附近的文庙“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余于一路上及留馆之时，辄求儒生经士，而晓解文字者绝稀，间或有秀才为名者，而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见《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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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伟业《圆圆曲》，《吴梅村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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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朝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仁祖实录》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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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以性《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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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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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可以参看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2000年6月）第28期，85—108页。感谢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韵柔从台湾为我复制这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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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万雄《燕行日录》，写于康熙十六年（1677），《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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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文汇考》（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第二册补编卷一“使臣别单”中记载说，朝鲜人李宇鼎在当年十二月就已经在大清境内听人说到了这一事变。1578—1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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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朝实录》之《肃宗实录》卷一，25页。转引自庄吉发《他山之石—朝鲜君臣论盛清皇帝》，载李国祁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