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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的只是,这批吴三桂旧部竟然如此固执地维护着吴三桂的死后声誉,坚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对立立场,他们甚至不惜向朝鲜出卖大清的情报,这倒是过去不曾知道的。举一个例子罢。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鲜人赵师锡为了刺探清国的政治情报,曾经派人向吴三桂旧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听(39),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亲,他住在离沈阳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来,他曾多次见到朝鲜使团官员,认识不少朝鲜文人如南九万、崔锡升等。当他接到赵师锡的来信,就立马回信给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时,“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康熙)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他还告诉朝鲜人说,康熙不听有关“内远声色,外绝游田,息兵养民”的好言相劝,却把谏言的人打了一顿,还“亲执杖以撞之,体无完肤”等等。他特别向朝鲜官方透露吴三桂故地云南情况,他说,征服云南的大清官员腐败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抚绥不善,俱有负固之心,且招纳流亡,收留平西王下旧人更多,是有待时而动之意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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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复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从他不惜当密探,给朝鲜通风报信的架式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他所说的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是“亡国臣仆,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愿意披沥肝胆,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对钱财的贪恋,他在信中说,如果朝鲜能够给他“少加赒恤,以济涸辙之鱼”的话,他愿意作朝鲜的“侦事之人”,把情报上呈“贵国主”。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单纯,所以在二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周流河又见到此人,已经察觉他并不可靠,金昌业在日记里说,他“颇有文翰,而为人浮诞,言不实云”(41)。但是,当时的朝鲜人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的仇视,一方面出于对情报的需要,仍觉得这个吴三桂旧部“情理实为矜恻”,所以就连国王也下令,“其情诚可矜,使臣之行,优赍盘缠,以周其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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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许我们不必讨论他出卖清国情报给朝鲜人是否“卖国”,也不必强调他以夸诞通报以换取钱财是否“可耻”,只是朝鲜人记载的他的举动以及关外吴三桂旧部的言行,处处让人觉得这些旧部对吴三桂,真是有相当奇怪的忠诚和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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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盖棺论定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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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和他的部下起事,未必是怀念故国而拥戴大明,他们恐怕只是为了“撤藩”而反清。朝鲜人未必赞成吴三桂,却是真心地眷恋大明。这一点到了康熙末年,朝鲜文人也渐渐清楚,便不再对吴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锡胄的后人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国时,虽然对这个“世人皆曰杀”的吴三桂是否“开关纳清为罪”感到疑惑,说当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吴三桂无法自保,更无法杀逆贼(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义,不与清兵并力,则毕竟见破于自成,而清兵亦自入关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最重要的罪过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号,竟至败灭,丧失名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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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团出使清国。在辽东一地看到四块大碑,传说中此地乃是吴三桂冢,可他看来看去,发现四块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员的神道碑,并没有吴三桂和他的家人,显然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于是,他便询问同行的翻译金庆门。金庆门是个极其精通中国事务的译官(43),他回答说,自从清帝剿灭三藩之后,“尽杀三桂之九族,尽掘三桂之先冢。况三桂死于南方,岂葬于此”。说到这里,他细细地向李正臣叙述了吴三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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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闯贼之变,大明覆亡,此际吴三桂持重兵守大藩。不顾父死,请兵于清朝,杀贼报仇,天下之论三桂者,毁誉纷纷,要观其末梢所为。其后三桂果起兵,几得天下半。旋乎身死而兵败,前日之誉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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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告诉李正臣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十年前他在留守凤凰城的时候,曾和流放到那里的吴三桂旧部叙谈,“尽得其事颠末甚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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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其反清朝,非为故君之地,实自为之计也。初则受封为平西王,俄奉清朝皇帝之命,攻永历皇帝于缅甸,生擒永历皇帝,俾绝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地。及复举事,自称大周,建元昭武,则其身死兵败者,不必清朝威武之所加,想应明朝列圣在天之灵,阴有以灭绝之也。其无父无君之罪,可胜诛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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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席话说得李正臣如梦方醒。这时,历史和价值都很简单明了,无论是大清国官方“十恶不赦”的定论,还是汉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怀,还是朝鲜官员怀念大明鄙视大清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吴三桂钉在了耻辱柱上。几年后,朝鲜使臣赵文命在路上想起吴三桂,就写了一首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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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三桂心犹汉,我识通天罪莫逃。当日若兴真义旅,白头宁着柘黄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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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毕竟比人强,岁月也能磨销记忆。再过十来年,就连曾经对吴三桂抱有极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认大清国皇帝的新政,是“宽仁盛德,敬宗睦族”(46)。到了三藩之乱平定六十年之后,这件事情早已在人们心中淡去,无论在汉族文人还是在朝鲜文人心中,吴三桂已经是不必再说的“贰臣”和“逆贼”,朝鲜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评价已经不再冲突。虽然,一个叫做卢以渐(1720—1788)的朝鲜文人想起了吴三桂的时候,还偶然地联想到了图谋恢复汉室不幸身死的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约,因为他“终作开门纳贼之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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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个清代,朝鲜使者在中国境内的途径是被规定的,大体上从义州出发经栅门,一共三十站:即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辽东(以上东八站)—十里堡—沈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整个中国境内的旅行,包括休整与在途,大约需要一个多月,所以,各类《燕行录》的记录,多是北中国这一路的风土人情。又,关于明清两代朝贡路线的变化,朝鲜人徐有闻(1762—?)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先时,女真作乱,以遏朝鲜使者朝天之路,大明成化十六年,我国以改路之意问于天朝,事下兵部议之,职方郎中刘大受曰:朝鲜往来之路,自阿骨关历辽阳、广宁、屯田卫入山海关,入京不远好矣,然此非祖宗本意也,若自鸭绿直抵屯田卫、山海关,则恐为他日之忧。事寝不行。阿骨关即连山关也。大抵渡鸭绿,不由辽东、沈阳,直有五六百里捷径,而事不如意,甚为慨然。”见徐有闻《戊午燕录》,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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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中记载路程说,“自凤凰城到沈阳,四百四十三里,沈阳到山海关八百三里,山海关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计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实为二千五十里”,自沈阳到山海关,是中节,山海关以西,则是终节。但他又说明,明代原来贡路是从辽东直取鞍山,自海州卫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则改经沈阳,所以,到十三山才见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滨。《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二卷,634—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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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道一(1645—1703)《丙寅燕行日程》,《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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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德厚曾于雍正十年(1732)与李宜显同赴北京,其《承旨公燕行日记》中记载山海关附近的文庙“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余于一路上及留馆之时,辄求儒生经士,而晓解文字者绝稀,间或有秀才为名者,而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见《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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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伟业《圆圆曲》,《吴梅村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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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朝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仁祖实录》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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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以性《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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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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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可以参看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2000年6月)第28期,85—108页。感谢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韵柔从台湾为我复制这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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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万雄《燕行日录》,写于康熙十六年(1677),《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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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文汇考》(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第二册补编卷一“使臣别单”中记载说,朝鲜人李宇鼎在当年十二月就已经在大清境内听人说到了这一事变。1578—1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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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朝实录》之《肃宗实录》卷一,25页。转引自庄吉发《他山之石—朝鲜君臣论盛清皇帝》,载李国祁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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