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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遗俗尚淫祠，妃子终归锦襁儿。地下明皇能悟未，鸿都道士果逢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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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旧时传说中关于杨贵妃和安禄山的传闻，另一个差不多同时的朝鲜使者崔启翁（1654—？）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虽然含蓄委婉，但讽刺之意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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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妃初不产渔阳，遗像如何在道旁。知是禄山真配匹，故有双庙两相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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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讽刺唐玄宗说，这个昏君到老，居然还那么怀念马嵬坡下缢死的女人。其实，她的心也许早已不属于皇帝，而属于那个胡儿叛臣。而他们对这两座庙的讽刺，意思则是百姓无知，也相信这种荒唐想象故事，居然胡乱搭配，在这里祭祀妖神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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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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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祠无客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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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坡下草青青，至今犹有妃子陵。题壁有诗皆抱恨，入祠无客不伤心。万里西巡君请去，何劳雨夜叹闻铃”。这是天津小彩舞骆玉笙的名段《剑阁闻铃》，当你听到那苍凉的声音唱到“不作美的雨呀，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的时候，总觉得有些意思在。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远离盛唐的难忘记忆，仅仅就李隆基、杨玉环个人情感而言，白居易一首《长恨歌》，洪升一出《长生殿》，让他们似乎真的是“恩爱夫妻世世同”了。只是，其中有一句“悔不该兵权错付卿义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从兄”，仍然透露了后世编戏人对大唐几乎倾覆的历史回忆中，还是有追究杨贵妃误国的意思在，历史评价在文学想象中也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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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奇和想象却常常借助回忆和文学在历史中驰骋，并不是今天才有“戏说历史”的习惯，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虽然历史学家总是希望努力探访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分正邪，别善恶，让后人见贤思齐，逢恶自戒，偏偏普通民众对于历史有另类想象和解读，好在宫墙外窥伺宫闱内的秘事，大概是很常见的事情。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说，安禄山在皇上面前应对的时候，常常“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座”，面对美人，使得安禄山很动心，“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此后的传闻越来越多，《旧唐书·安禄山传》加上了安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入对先拜太真，后拜玄宗，还让安禄山自己解释说，这是蕃人“先母而后父”的习惯。再后来，添上了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异闻，甚至在《天宝遗事诸宫调》中，还加上了杨妃洗澡和安禄山戏杨贵妃的色情段子(5)，明明白白地呈现了民众窥伺宫闱秘事的好奇，也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常人对于政治的判断：原来一对淫男乱女，女是红颜祸水，男是夷狄后裔，一道来祸害李家天下，生生地把这好端端的盛唐，变成了战端四起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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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绯闻更加吸引一般人的眼睛，也没有什么比义愤更能表达普通人的道德。想象加上想象，传闻添上异闻，就像滚雪球。于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两个冤家，好也罢歹也罢，便纠缠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正好像如今的“戏说”，本来并无须对谁负责，只是在这种近乎无厘头的“戏说”中，透露出一般思想世界的观念和愿望，而这种观念和愿望被塑形成像，供进庙里，又无时无刻地不在传达着民众的艳羡、窥伺和揣测。写在颜面上的民众观念和世俗愿望，被自居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一眼望见，他们的脸上，便有些不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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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有理由不屑。他们在从栅门到北京的千里路上，看到了华夏文明似乎在颓败。康熙三年（1664）奉命出使北京的洪命夏，看到闾阳的明伦堂堆满了柴草，就感叹“庙庑颓落，惨不忍见”(6)。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的韩德厚，更看到山海关堂皇佛寺附近衰颓的文昌宫，也感叹“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7)。他们说，现在的中国崇拜，以佛陀、关帝、孔子为序，这是彻底坏了儒家规矩(8)。说的并没有错，就说清代的蓟州城内外罢，除了当时北方处处皆有的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八蜡庙、文昌庙、武庙、火神庙、马神庙、灶君庙、玉皇庙之外，还有东岳庙六座、药王庙十一座、真武庙十二座，而关帝庙竟然多达二十二座(9)。所以，在笃信儒家学说的朝鲜人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只好说：“文物沦陷已久，亦已悲矣，其俗最好尊佛事鬼，虽数户之村，必置庙设像，孤孀之家，亦架壁礼神，人鬼互居，僧俗杂处。”(10)所以，他们对于这一类没有来由的淫祠淫祀，一壁厢有格外的愤怒，一壁厢也是满心的鄙夷。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同金昌业出使北京的赵荣福看到山下“浑体涂金如佛躯之戴冕执圭”的杨贵妃塑像，和山上宏丽庙宇中端坐的安禄山，甚至和安禄山一道的居然还有唐玄宗，就觉得骇讶得难以接受(11)。九年后（1721），一个叫做李正臣的使者再次经过这里，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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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小庵，设杨贵妃塑像，军官辈历入见之，□言，初闻障画，见之则塑像，非涂彩也，乃涂金云。自此杨妃院相距五里许，北边山麓上有安禄山院堂云。问此山名，乃乌鸣山云。此等淫祠，甚无意义。此必盲俗，因禄山之曾守此地而然；而至于杨妃，尤出于附会，可骇可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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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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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或是夷狄旧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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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种胡乱祭祀的事情无处不有，古代中国的官方和士大夫，曾经很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对这种虚幻世界加以控制，历代对淫祠淫祀的禁令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政治意愿，不过古代官方的管束力量却有限，所以常常是提倡有余，禁毁不足。因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是官方觉得可资鉴戒，有表彰必要的，便赐额封号，让它合法化；若是它只是地方迷信而无教化意味，则听之任之，在历史纪录中故意遗忘(13)。这是古代中国的常规，从宋代以来就是这样，不止是大清王朝。不过，在始终认定只有大明才算华夏文化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那里，这种淫祠淫祀的荒唐，便一股脑儿归咎到了他们视为“蛮夷”的清帝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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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和李宜显一道去北京途中，看到这个怪现象，就说，安禄山是唐王朝之叛贼，有什么功劳受到祭祀？他们猜想，也许是因为安禄山曾经当过这里的节度使，所以其后的节度使如史思明、田承嗣辈，就尊奉安禄山，立祠于此地吧。可是，他们又质疑说，宋代和明代，都是汉族人的政权，对这种胡风淫祠，何以会不管呢？“宋明继唐而有天下，且成祖开都于北京，蓟即畿服也。叛乱如禄山，而仍置其祠，终不毁去者，又何耶？”(14)说到这里，他们仍然不甘心，便接着下一断语说：满人是夷狄，蛮夷修这种庙宇，当然不足为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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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朝鲜士人对清王朝多少有一些种族偏见，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起清王朝来，中华文化的血脉更加纯正，著名的洪大容在记载汉族士人葛官人和朝鲜人金复瑞的对话时，就显示出这种表面谦恭下的极度自负，“（葛官人）问东国风俗。（金）复瑞略对以尊朱子、妇人不改嫁等数事。（葛）官人皆称善。又问：今见中国，比东国何如？复瑞云：外国偏小俗薄，文胜何敢望中国。官人曰：朝鲜乃箕子之地，宁自同于外国乎？复瑞曰：中国虽大，蒙古、回部杂处，辇毂衣冠淆乱，无复分别，此可惜也。官人熟视良久，大书‘呜呼’二字，却坐仰天而笑”(16)。汉族士人的自我颓废和自惭形秽，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政治正确之外还有文化上的优越。特别是大清王朝为了证明自己，而对于传统的着意修饰，也真的露出了很多让朝鲜人一把揪住的把柄，像李德懋在沈阳书院看孔子塑像时，就联想到，明朝在孔庙里用牌位代替孔子，觉得还真是英明，因为“金时孔子塑像，皆剃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尽管这里的孔子，倒是“儒衣儒冠，俨然而坐”，但是“眼稍圆，唇褰而齿现，面黄赤，傍有子路立像，恐涉猥亵”。他觉得，清朝皇帝是女真后裔，所以，才会在康熙时代，出现道州周元公后裔把周濂溪塑成怪模样的事情，这和金代“孔子像剃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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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扫地，真是斯文扫地。在朝鲜人看来，这就是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原来传统的儒家经典，原来纯正的中华文化，在夷狄执政的大清帝国似乎都荡然无存。一个姓成的朝鲜使者看到清代遍地淫祀的情况，实在忍不住，就说：“大抵燕人风俗，尚佛崇鬼，梵宇关庙，村村崇奉，家家画貌。又有三圣祠，已自甲军所有之，至于山中凿石而龛之，或有七圣、或十一圣，未知其谁某也。”他仍把这种斯文扫地的现象，归咎于种族的原因，于是愤愤然赋诗一首，说：“释迦奔富厚，关帝独神威。俗岂华夷别，人今汉宋非。中原堪恸哭，东国有光辉。坐处皆涂炭，朝回惜此衣。”(18)的确，连安禄山都可以建庙立祀，连野史中的安、杨传说都成了庄严祭祀的依据，真是“圣道益远，夷狄迭主中夏，各以其道交乱天下，正学茫茫不绝如带，安知千载以后，不以《水浒传》为正史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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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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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人愤而未泯，故有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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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满族皇帝还是好端端地在皇城里做天子，并不因为斯文扫地而羞愧。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庙还在蓟州城西享受着香火，也不因为朝鲜人的惊诧而少了明烛纸船的供奉，香烟依然缭绕，乐声照旧盈耳。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1691—？）作为书状经过这里，还是受到震撼，便追问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有什么根据？他觉得真是十分“可骇”(20)。乾隆三十八年（1773），严（1716—1786）经过这里，又受到震撼，也说：“人□无非庙，欲示讥后世云，谁费功力而为此多事也。”也大叹“可骇”(21)。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怪异的祭祀确实可骇，一直到乾隆退位后的嘉庆二年（1797），朝鲜人李始源出使经过这里，还是忍不住要大发感慨，写下《蓟州》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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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羯鼓动如雷，玉妃宫中锦襁来。愧杀山颠双庙峙，明皇酣梦孰唤开？（原注：翠屏山有杨妃禄山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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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唐明皇，抨击安禄山，贬斥杨贵妃，痛惜大唐天下，暗中说的是大明王朝，这是朝鲜使者的一贯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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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渐渐地也有朝鲜人觉得不解，大明王朝在朝鲜人那里都如此被牢牢记忆，岂能如此轻易地在汉族中国人这里说消失就消失？他们猜想，也许是急切间没有发现中国潜在的民族情绪？一个朝鲜人在山海关附近的王家台午休时，注意到壁上有一诗，上写：“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他觉得，这应该就是汉族人的心声，虽然“笔法甚劣，诗亦有欠格律，而似若有激而发者，诗语则全属秦桧，而亦安知不寓意也。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23)。是的，海内人心很可悲，不过可能他们并没有忘记汉族故国罢。所以，当朝鲜人看到安、杨庙而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会越想越远。早在雍正三年（1725），赵文命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一首《蓟北城外有杨贵妃塑像》说：“禄山当年兴兵地，谁作杨妃塑像留？莫是后人深有意，故令天宝愧千秋？”(24)这当然还是一个疑问。可是前面说到的那个韩德厚，就在愤懑之后突发奇想，更加怀疑这种奇怪的祭祀背后，也许是一种寓意深刻的暗示，“至若杨贵妃，其迹未到此地，又何为而从禄山祠之于相望之地耶？无乃后人欲使锦襁丑声弥彰于后代耶？”在朝鲜使者看来，如果这两座庙有合理性，那么，就只是为向天下人暴露这两个人的丑行和罪恶，就像世俗把秦桧夫妻之像“刳脱剥颜，施以死后之刑”一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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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有人注意到，附近确实还有两个面目不清的石像，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朝鲜使者李德懋（1741—1793）就想当然地说，不要光看到山上山下有庙祀安禄山、杨贵妃，你还要看到“田畔有两石人，一大一小，大者禄山，小者庆绪，行人以石投其面，至目陷鼻塌，状甚狞丑”(26)。其实，这两个石像是不是安禄山和安庆绪，还真不好说。据现在的一些资料，也许更可能是《水浒传》传说中杨雄、石秀所杀的“狗男女”裴如海、潘巧云像。不过，这些固执的朝鲜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把它们想象成安禄山父子或者杨贵妃和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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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既然汉族中国人也那么蔑视和鄙夷这种奸人，那么山上的这种奇怪祭祀，也许只是满洲人的蛮夷遗风，所以，有人对这个现象产生了一种鄙视中有同情的心情，并由着这种心情对这个现象再做解释。道光二年（1822），徐有素跟随朝贡使金鲁敬到了这里，就说杨贵妃庙“所以建于此，而与禄山庙相对者，明当日之丑罪，为后世之鉴惩也”。而渔阳桥下的那两个石头人，他也想象他们就是受缚的安、杨，并说“此亦出于惩恶之意，石像之特置于杨妃庙下，亦有深意”(27)。六年以后的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作朴思浩的朝鲜士大夫经过这里，看到“渔阳桥旁有二石人，并肩而立者，若面缚者然”，便觉得，既建庙让他们享受香火，又立像让他们接受唾骂，这种矛盾的现象虽然不可思议，但也可以理解，“盖中国人愤而未泯，故有此说也”。只是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欲盖弥彰，便说“好事者假引为名，眩人眼目，夫竹可罄也，石可缚也，青史炳炳遗丑万年，又何立庙之理哉”(28)。他一方面看到大清帝国见到孔子庙的颓败与佛寺的辉煌，对中华文明的坠落很有感慨，与朋友相对感叹“神州陆沉，圣道榛芜，春秋无可读之地，义理非可伸之时”，一方面又觉得大清帝国道德精神还在，尚不至于泯灭，说：“今行余见三快事，清人立国，专用表贤弹恶之政，渔阳桥立禄山石刻之像，彰唐之乱阶；岳王庙设秦桧铁缚之像，彰宋之误国；漳河水斩曹操银棺之尸，彰汉之逆节，可泄千古之舆愤也。至于追修明史，笔诛王振、魏忠贤、客氏之罪，凡明季被祸忠良诸臣，无不立传旌表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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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渔阳桥立禄山石刻之像”，究竟是不是“彰唐之乱阶”，却是很有疑问的，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朝鲜人的想象。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器之（1690—1722）经过所谓杨妃庙，他就不很相信是杨妃庙的说法，据仔细观察过庙里的他说，里面“有一金像女人，戴花冠，面貌极端丽，盖此地本多娘娘庙，而此特在古渔阳地，神像美丽，故我国人强名为杨妃庙”(30)。看来，把娘娘庙想象成杨贵妃庙，也许就是朝鲜人越俎代庖的想象。所以，道光八年（1828）和朴思浩一起经过这里的朝鲜使者，看到山上的庙和山下的石像，就没有这样的想象和解释，只是说：“蓟州以西，东西峰头，有古庙二所，不十里相望，而下卒辈言杨妃及禄山之祠云。以何功德，谁为之庙享祀耶？谎甚，不可信也。又见路左有二石人比肩伛背而立，云是束缚状，亦不知何据也”(31)。而咸丰元年（1851）的权时亨，在来程经过此地的时候，听说这是安禄山、杨贵妃庙，也有些疑惑，说：“其言亦未可信，或以渔阳为禄山起变之地，而有此传说耶？”回程再经过这里，他就听车夫说：“这山是翠屏山，这石人是杨雄、石秀将杀潘巧云之形象。”他才想起以前朴趾源在若干年前也有这一记载，终于恍然大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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