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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七章 大明衣冠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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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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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清朝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显然,清帝国的文化人,已经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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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这就是旧朝也就是大明衣冠(3)。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4)。而麟坪大君李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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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闵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闵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6)。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清朝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筠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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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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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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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8)。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1628—1692)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9)。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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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唏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式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10)。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筠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原因,是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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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清朝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清廷“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里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12)。(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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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丁观鹏等绘《皇清职贡图卷·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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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仍旧前朝服色:惟有遗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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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入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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薙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入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衮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严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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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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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清军“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1646),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要到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翕然敬畏,恪守凛遵”,有了真正全面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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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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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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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入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著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著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17)。二十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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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19)。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当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入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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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觉华人潜太息,朝权尽数八旗儿”(21)。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黍离之思,没有了黍离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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