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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8)。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1628—1692）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9)。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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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唏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式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10)。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筠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原因，是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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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清朝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清廷“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里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12)。（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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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丁观鹏等绘《皇清职贡图卷·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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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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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仍旧前朝服色：惟有遗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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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入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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薙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入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衮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严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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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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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清军“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1646），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要到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翕然敬畏，恪守凛遵”，有了真正全面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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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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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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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入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著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著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17)。二十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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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19)。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当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入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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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觉华人潜太息，朝权尽数八旗儿”(21)。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黍离之思，没有了黍离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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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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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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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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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谒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阑）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22)。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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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筠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然，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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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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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24)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清朝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25)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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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透过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著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27)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襞，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28)。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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