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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燕京戏坛:宫廷、村镇与城市茶园的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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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朝鲜使者的眼睛,回到那个时代重看北京。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繁华都会。经过月余的跋涉,经历了关外的萧瑟和寒冷,当朝鲜使者经山海关从丰润、蓟州、通州,由东直门、朝阳门和东岳庙进到北京城,就开始有些目迷五色,眼花缭乱。这也许是一种“文化震撼”,尽管朝鲜与中国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也始终认同明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知识系谱,但彼此毕竟有差异。特别是清入关之后,彼此在文化上分道扬镳,更在想象之上又添了诸多好奇,在观察之外多了一些偏见(4)。所以,对他们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很有意思。从他们的日记来看,北京这里最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文化风景,一是琉璃厂书肆里的种种典籍,二是天主堂的洋人、绘画和玩艺儿,三是博学多闻的文化人,四是街头常常可见的“幻戏”即变戏法儿。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了,在他们看来,因为这不仅仅是上演的戏曲,而且也是观察中国的材料,正如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中引申王阳明的话说的:“韶是舜一本戏,武是武王一本戏,则桀纣幽厉亦当有一本戏。今之所演,乃清人一本戏耶。既无季札之知,则未可遽论其政之得失。”(5)那么,他们在这些戏剧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政之得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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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燕行文献中所见朝鲜使者眼中的戏曲演出,大概有三类,也就是宫廷演剧、民间演剧和茶园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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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宫廷演剧。因为他们多是朝鲜国王派遣的贺岁、谢恩、朝贡使臣,职责所在,必然出席各种官方礼仪活动,而在当时官方礼仪活动中,也常有例行戏剧表演,像乾隆五十五年(1780)八月为贺乾隆八十寿辰而来的徐浩修(1736—1799),就在圆明园看过戏。看到平时的戏码儿或是打打闹闹,或是翩跹狎嬲,只是热闹和喜庆,深受朱子学影响的他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万国来朝的时候,“肃肃宫廷,胡为此淫亵,不待史氏之讥,余已辞颜”。不过,到了正经宴请诸王、贝勒和各国使臣的大日子设九九大庆宴,他看到从卯时到未时有《八洞神仙》、《九如歌颂》、《象纬有征》、《遐龄无量》、《仙子效灵》、《对人祝圣》等十六章,他才知道,宫廷演出不像外面,而是另有戏码的(6)。咸丰十年(1860)来使的朴齐仁则仔细地记载过皇帝听戏的地方,皇帝在北殿,百官与来宾在东西两庑。平常两庑有窗棂,听戏的时候撤去窗棂,下面铺上黑毯,上面铺了白毯,南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颐和园戏台,“庭中有一高楼,楼之中间虚通,而四面皆有厅板,设栏于其中,可见十丈旗楼,下设补阶板,板上铺白毯,边幅设栏杆,以西洋布为幔帐,尽云纹五彩,自檐楹壁栏,一色涂抹,如设丹雘,高开凉棚,以细芦苇贴覆之,……此是皇上听戏处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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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的演剧讲气派,也讲象征,有很多规矩或者规定(8)。不过民间却不同,每逢节庆、庙会,或是娶亲嫁女的时候,城镇和乡村也少不了戏班凑热闹(9)。朴齐仁曾经记载过,当时北方包括北京的佛寺、关帝庙、祠堂,往往有戏台,他说:“寺观及关庙之对,必设戏台,深高雄杰,丹雘金碧,凳桌之属,动以千计,沿道往往设芦苇为高台楼阁之状,结构之工,飘渺峥嵘,每于上中元佳节和畅之时演剧。”(10)这种戏台“以红碧绣帐,中分而幢之”,里面类似今天的后台,就是演员“妆着戏具、换面改头,做出戏本之地”。而前面就是戏台,戏台上还有长桌供吹笳弄笛之人用,而戏台前面与左右空地便是观众空间。这种没有围墙的戏剧演出,多与乡镇村寨的赛会节庆有关,据说“其中女子之游玩者,皆凝妆盛饰,百十为群,并乘大车,联络道路,以赴戏所,驻车于台前,仍乘而观戏”。这显然是不收费的,所以观众相当杂,尤其是妇女,平时难得有这样的娱乐,在此时纷纷出来观戏。朴齐仁说,他在这种演戏场合看到,“有女群之来,观者皆粧盛。晞乘车而来,驻车于棚下,仍乘车观玩。容止极其娴雅。所驾骡牛,皆卸却嚼勒,放散于山隈苇草间,任其饱吃,以至罢归。各自牵致,人无杂还扰攘之弊,马无横迭换绪之患。其他观玩之人,或立或坐,棚上棚下,如堵如海”(11)。(见图14)看来,清代中叶的北方民间,在正月到三月即农闲之时,村社常常演戏为乐,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李遇骏就记载说:“凡州府村镇市坊都会处皆有戏台,男女奔波争施钱财。”(12)当然,这种乡村演戏毕竟简陋些。四年以后的咸丰三年(1853),姜时永也说,他在中安堡看到“村前设戏场”,这个戏场比不得北京城里的戏院,更比不上宫廷中的戏楼,而是临时用芦苇搭起来的阁子,“鼓吹甚闹,假面彩衣之人自格中连续出来,或歌或舞,或拔剑挺枪,相对击刺,有若战争之状”,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绍兴乡下的社戏。尽管比起“皇城戏楼物色无足可观”,但是“观者如堵,士女皆乘大车,上作箪屋以遮暴阳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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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北方乡村传统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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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北京城里商业性的茶园演剧。根据朝鲜使者的描述,当时的北京戏坛很热闹,嘉庆末年到北京的成祐曾(1783—1864)就说,北京城里面,茶园戏院酒馆歌楼不下千所,日日鼓笛丝竹,笙歌之声相闻,他和朋友曾到一处茶园观看,“丹青不下寺刹,广可四五十间,上设层栏,已有踞凳而坐者累百人。余乃循栏而上,俯视楼下,北壁有房门而设帷,即倡夫着衣之所,……闻房中乐作,少焉,乐工执器而出,初为天子朝会之相,或着金冠,其制方而不圆,或着纱帽,其屋甚低,角则画以金彩,或为曲角,朝服不为团领而直之,带以玉以金,如我国也字带。一回后,为关公战争之像,甲胄剑戟森严,有霜雪之气,军伍相斗,挥刀弄槊,使人可惊”(14)。(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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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清代光绪年间茶园演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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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朝鲜看不到的文化景观,对他们很有诱惑,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出使中国的朝鲜文人都愿意在这里流连,通过戏曲演出了解大清国的文化盛衰,也体会他们不曾想到的燕京繁华。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李在学(1745—1806)就记载,他曾在正月初三到正阳门外看戏,在日记里面他曾描述说,北京演戏的茶园“一台构曾(层)楼,三面复道,共百余间,排列盘凳、茶钟、香炉之属,……阁中栏下稍北,作戏场。而揭‘乐庆韶舞’四字,柱之左右牌刻题‘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历历说道逢场;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得失悲欢,重重荣教演戏’五十字”(15),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湖广会馆戏楼很像(16),正如蒋士诠《京师乐府词》中“戏园”所说:“三面起楼下复廊,广庭十丈台中央。”(17)而道光十年(1830)随着谢恩使团到北京的书状姜时永,更特别记载了正阳门外的燕喜堂,据他说,这个从明朝查氏就建起来的燕喜堂,即后来的广和楼,是当时文士最喜欢的地方(18)。特别是,一些高官贵人也爱到这里,所以只要一看到“朱轮华毂,填咽门巷”,就知道有重要人物来了。这个戏楼极为宽敞,“栏杆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依栏而临视,梁椽之间下垂铁索,悬以羊角绣灯,几为数百颗,所以备夜宴也,楼上间间障隔,而每设床桌椅子,所以处观剧之人”。据朝鲜人说,这种雅座中,有四十几种果品、四十几种菜点。而在这个燕喜堂中,每天有几千人同时观戏宴饮,却“一时供馈,无一差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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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正月,为嘉庆皇帝的三年丧期已满,迫不及待的茶园戏楼就开始了他们的演出,茶园纷纷贴出“嘉庆皇帝丧期已阕许设戏之文凭”,并且在旁边张榜告示所演出的剧目,这一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者徐有素记载,正阳门外广盛楼有春台班、天庆班、四喜班、庆德班等十几个戏班粉墨登场,揭开了清代戏曲史上最热闹时代的序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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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茶园的价码、角色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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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的缘故,朝鲜使者对北京戏剧很好奇,记载得也格外精细。在他们看来,北京戏剧演出中不仅生旦净末各司其职,舞唱乐队各有分工,而且服饰器具鲜丽精致,戏楼设计布置合理,实在比朝鲜高明和复杂得多。例如道光八年(1828)佚名的《往还日记》中就说:“服色与器械,决非我国可办,而戏法亦殊,假如《鸿门宴》,则戏子辈各差一任,有项羽焉,有沛公焉,张良、樊哙、范增、项庄等,各扮其人,有舞有唱,乐随节奏而作,袍笏、甲胄、衣裳、冠带、枪剑、幡幢、旗帜、畜物之属,各样造置,皆精致新鲜,乐夫皆踞椅而坐,周以层阁,看者无叠遮复立之患。”(21)在这些细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茶园戏楼演剧的种种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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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茶园听戏的价钱。前引道光八年(1828)佚名《往还日记》中说,面对戏台的楼上,即那种现代所谓雅座或者包厢,以及戏台下面庭中座位,价格各有等差。楼上最靠近戏台的,常常以屏风隔开,分成三四间,这种类似近代包厢的位置,叫做“官座”,右楼官座叫“上场门”,左楼官座叫“下场门”。其中,下场门第二座要价最高,所以叫作“但得隔帘微献笑,千金难买下场门”(22)。据说“楼上第一间,赀钱二十缗”。而道光十年(1830)的姜时永则说,燕喜堂的包厢价格是四两银子。可见,这种高级包间价格不菲,当然饮食也算在这四两银子之中。那么,二十缗或四两银子的包厢是什么样子呢?据说是“罗床成行,面背相当,又设长大高床于对面两间,以便啜茶果食物”,显然比较奢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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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面的散座却不同。前引乾隆末的李在学日记中曾说“牌示:来玩人,各赍票钱七十八文,有票钱始许坐”。在华胥大夫所撰《金台残泪记》里面记载,北京这种专门听戏而不设宴席的“茶园”,“凡十数区,而大栅栏为盛”。这种叫做“茶园”的戏院“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23)。不过,华胥大夫所说“百钱”大概只是约数,而来自异域的李在学亲自买票,所以,把“七十八钱”的价钱说得精确得多。但要说明,这是乾隆末的价钱,到了道光年间,在北京看四大徽班演戏,据说“观者人出钱百九十二,曰‘座儿钱’(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则有价)”,价格似乎上涨了不少(24)。那么这种散座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光年间的佚名《往还日记》记载:“积千百坐桌,周置庭中……逐行定坐,各主一床而坐,后者架□叠床,正对戏楼,无积蔽妨碍之患。”(25)而越靠后渐远戏台的高座,价钱也就不那么高了。可见,在道光年间,茶园的商业演出已经形成近代的座位制度。据徐有素的记载,包厢和座位都可以事先预订,“观者预送名帖及钱于戏屋,戏辈受而付标于所坐处,次日观者各从其付标处坐,虽贵人豪客不能夺已定之座,不出钱者,初不来观也”(26)。道光末年的李遇骏也说:“观戏者前期送人付标以某位,设有不至者,终日虚其座,他人不敢占云。”(27)这倒是与现代剧院很相似了。(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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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现代的北京湖广会馆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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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茶园菜点与服务。首先是有酒保摆酒。据姜时永记载,大约先上佐酒果品四十余种,然后上菜肴四十余种,然后是饼、汤、炙、果,据说“器皿无一叠进”(28)。同时当然是呈上剧目,有侍者会送来戏码儿,就是一一进呈红纸小签(29)。据说,原本各茶园的戏单常常用长二寸、宽一寸的黄纸印成,但是也有“先探得是日戏目”的中间人,常常把当天最好的戏目用红纸片写出,包厢中的人如果要先睹为快,那么就可以让他呈上,只要赏个一二十文即可。不过,茶园观戏也很嘈杂,据说常常“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而且散座的观众听众常常都是“贩夫竖子,短衣束发”,他们很熟悉戏曲,总是“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同意”(30)。所以真正要宴客的人,只好另外寻找安静的地方,“陈馈八簋,羜肥酒藇,夏屋渠渠,静无哗者”。这时招若干艺人唱曲,则又是比较有钱与高雅的人的方式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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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看当时颇盛行男旦之风。男旦其实来源很早,并不是道光年间才开始的,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记载过在舞台上扮演秦桧之妻与孟姜女的,都是男子(32),只是到了道光年间格外兴盛而已。道光十年(1830),姜时永所看到的演朱买臣之妻和庄周之妻的小旦,就都是男扮女装,朝鲜使者看到,“始于幄内出大鼓吹,先出美人,及戏夫小童,男色美者,艳妆而出……”询问之下,才知道是男旦,“十五六岁男子而形貌绝佳,态度淑艳,肌肤与手势一似女子,谛视而难辨,可谓倾国之色”。据他记载,那个时候南京以千金选男伶,“以男色优劣定其戏场高下”,所以有诗曰:“雅有闲情征鞠部,好借胜侣上查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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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还可以看当时上演的剧目。关于演出戏剧的剧目,朝鲜使者的记载颇可以参考。如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二,据徐有素的记载,那一天,广和楼的剧目是:《鸿门宴》、《赵云截江救阿斗》、《诸葛亮舌战群儒》、《孙悟空西天取经》、《梁山泊》,而广德楼另有《众仙朝天》、《众鬼入狱》。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十四日,姜时永在燕喜楼看到的戏目,有《文王猎渭》、《天水关》、《荣归》、《蝴蝶梦》和后来流行的《击鼓骂曹》等等。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初二,据李遇骏的记载,则是《西厢记》、《潘金莲》、《平阳公主》、《草船借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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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以看当时的茶园与戏班。如正阳门外大栅栏的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各有演出,在道光年间有所谓四大徽班,即春台、三庆、四喜、和春。这些戏班多从南方来,而且艺人都是汉人,无满人。不过,观众中虽多是汉族民众,但渐渐也有不少满族士人。按照清廷之令,原本北京九门之内的内城不得开设戏院,也严厉禁止八旗子弟去观戏。嘉庆四年(1799)皇帝曾下诏,严厉斥责“城内戏馆日渐增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藁,习俗日流于浮荡”。八年(1803)又下令严查那些改装潜往酒馆戏园的官员。十二年(1807)更下令“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曲”(35)。但是时风渐变,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放松禁令,二十年过去,到了道光年间,除了太监不得在戏院酒肆饮酒听戏外,似乎一切都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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