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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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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燕京戏坛：宫廷、村镇与城市茶园的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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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朝鲜使者的眼睛，回到那个时代重看北京。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繁华都会。经过月余的跋涉，经历了关外的萧瑟和寒冷，当朝鲜使者经山海关从丰润、蓟州、通州，由东直门、朝阳门和东岳庙进到北京城，就开始有些目迷五色，眼花缭乱。这也许是一种“文化震撼”，尽管朝鲜与中国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也始终认同明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知识系谱，但彼此毕竟有差异。特别是清入关之后，彼此在文化上分道扬镳，更在想象之上又添了诸多好奇，在观察之外多了一些偏见(4)。所以，对他们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很有意思。从他们的日记来看，北京这里最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文化风景，一是琉璃厂书肆里的种种典籍，二是天主堂的洋人、绘画和玩艺儿，三是博学多闻的文化人，四是街头常常可见的“幻戏”即变戏法儿。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了，在他们看来，因为这不仅仅是上演的戏曲，而且也是观察中国的材料，正如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中引申王阳明的话说的：“韶是舜一本戏，武是武王一本戏，则桀纣幽厉亦当有一本戏。今之所演，乃清人一本戏耶。既无季札之知，则未可遽论其政之得失。”(5)那么，他们在这些戏剧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政之得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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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燕行文献中所见朝鲜使者眼中的戏曲演出，大概有三类，也就是宫廷演剧、民间演剧和茶园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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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宫廷演剧。因为他们多是朝鲜国王派遣的贺岁、谢恩、朝贡使臣，职责所在，必然出席各种官方礼仪活动，而在当时官方礼仪活动中，也常有例行戏剧表演，像乾隆五十五年（1780）八月为贺乾隆八十寿辰而来的徐浩修（1736—1799），就在圆明园看过戏。看到平时的戏码儿或是打打闹闹，或是翩跹狎嬲，只是热闹和喜庆，深受朱子学影响的他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万国来朝的时候，“肃肃宫廷，胡为此淫亵，不待史氏之讥，余已辞颜”。不过，到了正经宴请诸王、贝勒和各国使臣的大日子设九九大庆宴，他看到从卯时到未时有《八洞神仙》、《九如歌颂》、《象纬有征》、《遐龄无量》、《仙子效灵》、《对人祝圣》等十六章，他才知道，宫廷演出不像外面，而是另有戏码的(6)。咸丰十年（1860）来使的朴齐仁则仔细地记载过皇帝听戏的地方，皇帝在北殿，百官与来宾在东西两庑。平常两庑有窗棂，听戏的时候撤去窗棂，下面铺上黑毯，上面铺了白毯，南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颐和园戏台，“庭中有一高楼，楼之中间虚通，而四面皆有厅板，设栏于其中，可见十丈旗楼，下设补阶板，板上铺白毯，边幅设栏杆，以西洋布为幔帐，尽云纹五彩，自檐楹壁栏，一色涂抹，如设丹雘，高开凉棚，以细芦苇贴覆之，……此是皇上听戏处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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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的演剧讲气派，也讲象征，有很多规矩或者规定(8)。不过民间却不同，每逢节庆、庙会，或是娶亲嫁女的时候，城镇和乡村也少不了戏班凑热闹(9)。朴齐仁曾经记载过，当时北方包括北京的佛寺、关帝庙、祠堂，往往有戏台，他说：“寺观及关庙之对，必设戏台，深高雄杰，丹雘金碧，凳桌之属，动以千计，沿道往往设芦苇为高台楼阁之状，结构之工，飘渺峥嵘，每于上中元佳节和畅之时演剧。”(10)这种戏台“以红碧绣帐，中分而幢之”，里面类似今天的后台，就是演员“妆着戏具、换面改头，做出戏本之地”。而前面就是戏台，戏台上还有长桌供吹笳弄笛之人用，而戏台前面与左右空地便是观众空间。这种没有围墙的戏剧演出，多与乡镇村寨的赛会节庆有关，据说“其中女子之游玩者，皆凝妆盛饰，百十为群，并乘大车，联络道路，以赴戏所，驻车于台前，仍乘而观戏”。这显然是不收费的，所以观众相当杂，尤其是妇女，平时难得有这样的娱乐，在此时纷纷出来观戏。朴齐仁说，他在这种演戏场合看到，“有女群之来，观者皆粧盛。晞乘车而来，驻车于棚下，仍乘车观玩。容止极其娴雅。所驾骡牛，皆卸却嚼勒，放散于山隈苇草间，任其饱吃，以至罢归。各自牵致，人无杂还扰攘之弊，马无横迭换绪之患。其他观玩之人，或立或坐，棚上棚下，如堵如海”(11)。（见图14）看来，清代中叶的北方民间，在正月到三月即农闲之时，村社常常演戏为乐，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李遇骏就记载说：“凡州府村镇市坊都会处皆有戏台，男女奔波争施钱财。”(12)当然，这种乡村演戏毕竟简陋些。四年以后的咸丰三年（1853），姜时永也说，他在中安堡看到“村前设戏场”，这个戏场比不得北京城里的戏院，更比不上宫廷中的戏楼，而是临时用芦苇搭起来的阁子，“鼓吹甚闹，假面彩衣之人自格中连续出来，或歌或舞，或拔剑挺枪，相对击刺，有若战争之状”，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绍兴乡下的社戏。尽管比起“皇城戏楼物色无足可观”，但是“观者如堵，士女皆乘大车，上作箪屋以遮暴阳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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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北方乡村传统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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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北京城里商业性的茶园演剧。根据朝鲜使者的描述，当时的北京戏坛很热闹，嘉庆末年到北京的成祐曾（1783—1864）就说，北京城里面，茶园戏院酒馆歌楼不下千所，日日鼓笛丝竹，笙歌之声相闻，他和朋友曾到一处茶园观看，“丹青不下寺刹，广可四五十间，上设层栏，已有踞凳而坐者累百人。余乃循栏而上，俯视楼下，北壁有房门而设帷，即倡夫着衣之所，……闻房中乐作，少焉，乐工执器而出，初为天子朝会之相，或着金冠，其制方而不圆，或着纱帽，其屋甚低，角则画以金彩，或为曲角，朝服不为团领而直之，带以玉以金，如我国也字带。一回后，为关公战争之像，甲胄剑戟森严，有霜雪之气，军伍相斗，挥刀弄槊，使人可惊”(14)。（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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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清代光绪年间茶园演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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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朝鲜看不到的文化景观，对他们很有诱惑，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出使中国的朝鲜文人都愿意在这里流连，通过戏曲演出了解大清国的文化盛衰，也体会他们不曾想到的燕京繁华。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李在学（1745—1806）就记载，他曾在正月初三到正阳门外看戏，在日记里面他曾描述说，北京演戏的茶园“一台构曾（层）楼，三面复道，共百余间，排列盘凳、茶钟、香炉之属，……阁中栏下稍北，作戏场。而揭‘乐庆韶舞’四字，柱之左右牌刻题‘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历历说道逢场；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得失悲欢，重重荣教演戏’五十字”(15)，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湖广会馆戏楼很像(16)，正如蒋士诠《京师乐府词》中“戏园”所说：“三面起楼下复廊，广庭十丈台中央。”(17)而道光十年（1830）随着谢恩使团到北京的书状姜时永，更特别记载了正阳门外的燕喜堂，据他说，这个从明朝查氏就建起来的燕喜堂，即后来的广和楼，是当时文士最喜欢的地方(18)。特别是，一些高官贵人也爱到这里，所以只要一看到“朱轮华毂，填咽门巷”，就知道有重要人物来了。这个戏楼极为宽敞，“栏杆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依栏而临视，梁椽之间下垂铁索，悬以羊角绣灯，几为数百颗，所以备夜宴也，楼上间间障隔，而每设床桌椅子，所以处观剧之人”。据朝鲜人说，这种雅座中，有四十几种果品、四十几种菜点。而在这个燕喜堂中，每天有几千人同时观戏宴饮，却“一时供馈，无一差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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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正月，为嘉庆皇帝的三年丧期已满，迫不及待的茶园戏楼就开始了他们的演出，茶园纷纷贴出“嘉庆皇帝丧期已阕许设戏之文凭”，并且在旁边张榜告示所演出的剧目，这一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者徐有素记载，正阳门外广盛楼有春台班、天庆班、四喜班、庆德班等十几个戏班粉墨登场，揭开了清代戏曲史上最热闹时代的序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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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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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茶园的价码、角色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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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的缘故，朝鲜使者对北京戏剧很好奇，记载得也格外精细。在他们看来，北京戏剧演出中不仅生旦净末各司其职，舞唱乐队各有分工，而且服饰器具鲜丽精致，戏楼设计布置合理，实在比朝鲜高明和复杂得多。例如道光八年（1828）佚名的《往还日记》中就说：“服色与器械，决非我国可办，而戏法亦殊，假如《鸿门宴》，则戏子辈各差一任，有项羽焉，有沛公焉，张良、樊哙、范增、项庄等，各扮其人，有舞有唱，乐随节奏而作，袍笏、甲胄、衣裳、冠带、枪剑、幡幢、旗帜、畜物之属，各样造置，皆精致新鲜，乐夫皆踞椅而坐，周以层阁，看者无叠遮复立之患。”(21)在这些细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茶园戏楼演剧的种种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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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茶园听戏的价钱。前引道光八年（1828）佚名《往还日记》中说，面对戏台的楼上，即那种现代所谓雅座或者包厢，以及戏台下面庭中座位，价格各有等差。楼上最靠近戏台的，常常以屏风隔开，分成三四间，这种类似近代包厢的位置，叫做“官座”，右楼官座叫“上场门”，左楼官座叫“下场门”。其中，下场门第二座要价最高，所以叫作“但得隔帘微献笑，千金难买下场门”(22)。据说“楼上第一间，赀钱二十缗”。而道光十年（1830）的姜时永则说，燕喜堂的包厢价格是四两银子。可见，这种高级包间价格不菲，当然饮食也算在这四两银子之中。那么，二十缗或四两银子的包厢是什么样子呢？据说是“罗床成行，面背相当，又设长大高床于对面两间，以便啜茶果食物”，显然比较奢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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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面的散座却不同。前引乾隆末的李在学日记中曾说“牌示：来玩人，各赍票钱七十八文，有票钱始许坐”。在华胥大夫所撰《金台残泪记》里面记载，北京这种专门听戏而不设宴席的“茶园”，“凡十数区，而大栅栏为盛”。这种叫做“茶园”的戏院“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23)。不过，华胥大夫所说“百钱”大概只是约数，而来自异域的李在学亲自买票，所以，把“七十八钱”的价钱说得精确得多。但要说明，这是乾隆末的价钱，到了道光年间，在北京看四大徽班演戏，据说“观者人出钱百九十二，曰‘座儿钱’（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则有价）”，价格似乎上涨了不少(24)。那么这种散座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光年间的佚名《往还日记》记载：“积千百坐桌，周置庭中……逐行定坐，各主一床而坐，后者架□叠床，正对戏楼，无积蔽妨碍之患。”(25)而越靠后渐远戏台的高座，价钱也就不那么高了。可见，在道光年间，茶园的商业演出已经形成近代的座位制度。据徐有素的记载，包厢和座位都可以事先预订，“观者预送名帖及钱于戏屋，戏辈受而付标于所坐处，次日观者各从其付标处坐，虽贵人豪客不能夺已定之座，不出钱者，初不来观也”(26)。道光末年的李遇骏也说：“观戏者前期送人付标以某位，设有不至者，终日虚其座，他人不敢占云。”(27)这倒是与现代剧院很相似了。（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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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现代的北京湖广会馆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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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茶园菜点与服务。首先是有酒保摆酒。据姜时永记载，大约先上佐酒果品四十余种，然后上菜肴四十余种，然后是饼、汤、炙、果，据说“器皿无一叠进”(28)。同时当然是呈上剧目，有侍者会送来戏码儿，就是一一进呈红纸小签(29)。据说，原本各茶园的戏单常常用长二寸、宽一寸的黄纸印成，但是也有“先探得是日戏目”的中间人，常常把当天最好的戏目用红纸片写出，包厢中的人如果要先睹为快，那么就可以让他呈上，只要赏个一二十文即可。不过，茶园观戏也很嘈杂，据说常常“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而且散座的观众听众常常都是“贩夫竖子，短衣束发”，他们很熟悉戏曲，总是“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同意”(30)。所以真正要宴客的人，只好另外寻找安静的地方，“陈馈八簋，羜肥酒藇，夏屋渠渠，静无哗者”。这时招若干艺人唱曲，则又是比较有钱与高雅的人的方式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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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看当时颇盛行男旦之风。男旦其实来源很早，并不是道光年间才开始的，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记载过在舞台上扮演秦桧之妻与孟姜女的，都是男子(32)，只是到了道光年间格外兴盛而已。道光十年（1830），姜时永所看到的演朱买臣之妻和庄周之妻的小旦，就都是男扮女装，朝鲜使者看到，“始于幄内出大鼓吹，先出美人，及戏夫小童，男色美者，艳妆而出……”询问之下，才知道是男旦，“十五六岁男子而形貌绝佳，态度淑艳，肌肤与手势一似女子，谛视而难辨，可谓倾国之色”。据他记载，那个时候南京以千金选男伶，“以男色优劣定其戏场高下”，所以有诗曰：“雅有闲情征鞠部，好借胜侣上查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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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还可以看当时上演的剧目。关于演出戏剧的剧目，朝鲜使者的记载颇可以参考。如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二，据徐有素的记载，那一天，广和楼的剧目是：《鸿门宴》、《赵云截江救阿斗》、《诸葛亮舌战群儒》、《孙悟空西天取经》、《梁山泊》，而广德楼另有《众仙朝天》、《众鬼入狱》。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十四日，姜时永在燕喜楼看到的戏目，有《文王猎渭》、《天水关》、《荣归》、《蝴蝶梦》和后来流行的《击鼓骂曹》等等。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初二，据李遇骏的记载，则是《西厢记》、《潘金莲》、《平阳公主》、《草船借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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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以看当时的茶园与戏班。如正阳门外大栅栏的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各有演出，在道光年间有所谓四大徽班，即春台、三庆、四喜、和春。这些戏班多从南方来，而且艺人都是汉人，无满人。不过，观众中虽多是汉族民众，但渐渐也有不少满族士人。按照清廷之令，原本北京九门之内的内城不得开设戏院，也严厉禁止八旗子弟去观戏。嘉庆四年（1799）皇帝曾下诏，严厉斥责“城内戏馆日渐增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藁，习俗日流于浮荡”。八年（1803）又下令严查那些改装潜往酒馆戏园的官员。十二年（1807）更下令“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曲”(35)。但是时风渐变，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放松禁令，二十年过去，到了道光年间，除了太监不得在戏院酒肆饮酒听戏外，似乎一切都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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