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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的岁末，在西历算来，已经是1802年的年初了。依照旧例，朝鲜要向大清帝国派出贺岁使，赶在正月初一以前到达北京。这一年的贺岁使又兼陈奏使，正使叫曹允大，副使徐浩修，书状李基宪。除了一年一度例行礼物和贺信之外，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朝鲜新国王给大清皇帝的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讨邪逆奏文》，抄录在李晚秀（1752—1820）《车集》里(1)。里面说到，这几十年来，突然出现一些“凶丑匪类，倡为西洋之学”，从京城到全罗道，他们聚集了很多信徒，“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让人想起了古代中国的黄巾军、白莲教。这一年（1801）的三月份，由于汉城府截获这些人的来往书札和传播天主教的邪书，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其中，邪书是丁若锺所撰，而参与其事的上层士人，有李檗、李承熏、丁若镛、丁若铨等人。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这份报告里面还说到一个中国人，他是江南省苏州府的周文谟，“所谓周文谟者，约会边境，扮作驿夫，昼伏夜行，混入国都，多年匿置，为伊等之渠帅”。据说他怂恿朝鲜人勾结洋人，要颠覆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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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李氏王朝对西洋人和本国人加上清国人的内外勾结相当震惊，他们觉得必须让清朝政府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是，让朝鲜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告上呈清廷没几天，正使还没有参加元日贺岁，清朝内阁就满不在乎地把报告打发回来，还训斥了朝鲜使者一番。对于他们通报朝鲜叛党和在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他们居高临下地批驳，大大咧咧地说：“京师向设有西洋人住居之所，只因洋人素通算学，令其推测廛度，在钦天监供职，从不准与外人交接。而该洋人航海来京，咸知奉公守法，百余年来，从无私行传教之事，亦无被诱习教之人。该国王所称，邪党金有山等来京传教一节，其为妄供无疑。自系该国匪徒潜向他处，得受邪书，辗转流播，及事发之后，坚不吐实，因而捏为此言，殊不可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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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不容易刚刚把和珅之案、川楚之乱、洪亮吉案大体摆平的嘉庆皇帝，或许是不愿意节外生枝，或许是对应付西洋还有自信，所以他并不觉得，或者不愿意觉得京城里西洋传教士的存在，会有什么大问题。尽管从康熙年间起，清帝国对于西洋传教士在华的宗教活动日益限制，但是，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庆，既没有像日本严禁天主教那样，为捍卫文化纯洁性而大动干戈，也没有像内乱纷争的朝鲜王朝那样，为宗教叛乱引起的政权危机而惊慌失措，倒是很宽容地让他们住在北京的四堂，也放任他们四处访客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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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恰恰就是通过朝贡、贺岁使臣们，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的。按照一种说法，西洋事情和西洋宗教传入朝鲜，这些“访京使”是最重要的途径(3)。我们看各种《燕行录》里，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一百多年间，确实有很多朝鲜人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往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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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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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乍逢异邦：诚是一种别般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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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日益衰落的明王朝和新近崛起的清帝国在中国北方打得不可开交，朝鲜夹在旧恩主和新霸王之间，日子觉得很难过，只好阳奉阴违，一面抄海路向明王朝输诚进贡，一面对清帝国软语谀辞进行抚慰，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西边。不料想，在隔海的东边也不平静，自从丰臣秀吉进兵朝鲜以来，那个由德川氏渐渐统一起来的东邻，对朝鲜也是虎视眈眈，想方设法地再度窥测朝鲜半岛，想在大陆找到一个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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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夺取大明政权的那一年（1644），德川日本对天主教的禁绝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一年，长崎处决了最后七名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同时又杀死了最后一个传教士小西(4)。第二年（1645），日本人借着搜查逃亡的天主教徒名义，越过对马海峡，三番五次地试探朝鲜人的反应(5)。这一年，一个叫做成以性的官员正在奉命陪同贺岁正使坪麟大君李、副使郑世规一同往中国进发，半路上收到后方传来的咨文，说日本人“以其叛臣耶苏宗文［门］之党，必入朝鲜地方，愿得小舸，自来搜捕，且欲得远近岛屿之图，又令水使搜探诸岛，每节驰报日本”。进入邻国自行搜捕，要求得到邻国的地图，迫使邻国代自己搜捕还要常常汇报情况，这好像是一个宗主国对附属国傲慢的规训，这当然让一直认明（清）王朝为宗主而对日本相当鄙夷的朝鲜人很不高兴。朝鲜国王回绝了滕智绳的要求，只是心里还是有一些惴惴不安，毕竟几十年前战乱的阴影，还在心头徘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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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对于天主教的严禁和追捕，却钩起了朝鲜人对天主教和西洋人的好奇。虽然从明代后期起，朝鲜人已经从中国渐渐了解到有一个西洋世界，也知道那里有天主教、西洋历法、西洋利器等等(7)，但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他们并不特别在意，毕竟那是一个遥远的异邦，其有或无，与朝鲜不关痛痒。但是，日本严厉禁教捕人这件事情，倒让朝鲜人知道了西洋国和天主教进入日本后的命运，这些一直铭记丰臣秀吉入侵之辱的朝鲜人，反而对那些被倭酋追捕的耶稣之党，产生本来并没有的同情。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使者到北京来，都要好奇地专程看看这个天主教，究竟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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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到康熙，北京东南西北四堂渐渐开放，在朝鲜燕行使者的日记中，遭遇西洋人的记载渐多。乍见陌生人，通常第一印象常常来自外表，对于异域和异教，朝鲜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美轮美奂的教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1658—1721）和崔德中到北京，就曾经特意去参观宣武门外的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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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门扁书天主台三字，门内有台，其高三四丈，南面开一虹门，入其中，北壁挂一像，其人散发袒臂，持火珠，面如生，其上有“天地真主”四字。又“敬天”二字，即皇帝笔。左右壁各挂一像，其貌似北者壁。虹门左右，石面周回书二十方位，中插铁针，所以看日影者也。其上悬大小钟，钟各有挝，在中央者最高，而大浑天仪在其上。虹门左旁，又有一虹门，门上亦书十二方位，门之内立四薄板为门，粉其面，画之守者，以竹杖分开两板，藏于左右壁。其内又有二层，朱门而上，二扉下四扉，次第开之。中有物如柱椽如竹者，□立无数，大小不一，而皆金银杂涂之。其上横置一铁板，其一边钻穴无数，一边如扇形，俄见日影到其方位。台上大小钟，各打四声，中央大钟打六声。此是自鸣钟，不足为异，所怪者钟才止，东边虹门内，忽有一阵风声，如转众轮，继而乐作，笙簧丝竹之声，不知自何处出，律吕合度，宫商成调，通官辈云：此中华之乐。良久而止，又出他声，其如朝参时所听。通官辈云：此今之乐。良久而止。复出他声，其声急促，通官辈云：此蒙古之乐。亦良久而止。乐声既尽，六板门皆还闭，此西洋国使臣徐日升所作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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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赵荣福（1672—1728）、俞拓基（1691—1767）、李颐命（1658—1722）、金舜协（1693—1732）、李宜显（1669—1745）、韩德厚在康熙末到雍正年间，先后到北京，也都一个接一个地特意去看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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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高可二丈余，上安日影，后有天主殿，殿内安天主像，复以皂锦袱。殿柱栏户，皆用漆涂木作朱白色文若异石，天主像安在彩龛中，两龛左右皆作金龙攀楹状。殿壁四围，画许多天神像，生气勃勃，不类丹青。殿之南楹有楼，上设机悬自鸣钟，按时自击，不差毫分。又有一机，若引之则笙簧自鸣其中。适值主者出他，不得试，其结构之奇丽巧壮焕烂炫耀，殆不可以文字胜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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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必画人，或有翼者，或有披发者，以纱帐垂蔽，而列床桌什物，穷极侈巧，眩人眼目，难以形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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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隅皆作虹鲵门，层层造上。最上顶极圆，正画天形。其四隅有书，曰万有，曰真元，曰无始，曰无终。四壁上皆画人物，而活动如生，不分真假，阖一眼而视之，屋宇人形皆浮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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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便觉丹碧炫耀，目难定视，既是象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固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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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天主堂的华丽和壮观，而且还惊叹于西洋绘画的精美，甚至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画出立体感很强的人物，是因为他们有阴阳水，“故能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他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苏林（Joseph Suarez）、戴进贤（Ignace Kogler）、穆敬远（Jean Mourao）以及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见了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全然不顾清帝国的禁令。他们甚至觉得西洋人们“虽着胡服……辞气殊觉雅洁”。他们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等，还有各种曾经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征》等。在他们好奇的眼睛里，这些都很新鲜，“（西人）送示其国文字三大卷，字形非梵非倭，不可晓。每叶有图，画宫阙城池人物禽兽之状，辄用文字细书数三十行，俱用白纸印出，浓淡深浅，恰如工描，纤悉奇巧，非中国所可拟，而人物禽兽，亦多不可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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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洋天主教的教义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开始知道了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13)，也听说，天主教好像“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14)，只是还不太明白天主教的教义，仅仅知道，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直到看了《万物真元》和《辟妄》以后，才大体上知道“所谓‘万物真元’者，天是万物之元也，则主于天为正理也；‘辟妄’者，释氏之常诵阿弥陀佛，诚无意义，此何足以破地狱而跻天堂乎？妄之无双，辟而廓如者也”(15)。所以，他们记录说：“大抵西洋人之学，辟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西洋之道，以事天为主，不但与儒道背异，亦斥仙佛二道，自以为高”，“天主教者，未知昉于何年代，而自云只奉天无伪，斥老佛为外道云。书肆已未闻有此书，未审其宗有法门如何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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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底是有了文化震撼，他们隐隐约约地发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好像和他们所有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人物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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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虽中国之大，若此类未必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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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此国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红而薄，须毛屈盘，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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