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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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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摸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乐。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忧愁夫人耶稣之母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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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他们到底越来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来这是与中华颇为不同的另一个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个现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鲜使者，曾经和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过笔谈，他在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去拜访西天主堂，便记录下来这样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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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国有大小西洋，距中国为九万余里，而本国之人以中国为东洋云。地方幅员比中国尤大，而其间开国基者，又有三十二国，各有君长，不相统摄。而男婚女嫁，互结姻戚，故自相亲和，不甚战争。刑法制度，一以天道为尊。言语文章与中国大异，书如蝌蚪，言从土俗。嫁娶则适一无二，居丧则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画像，饰威仪则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颜容精白。燕居则束发如冠，公会则被发跣之。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罗斯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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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对于西洋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搞明白，还以为是洋“道教”，说他们“自古远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一个朝鲜使者则从一个叫张元观的读书人那里听说，“利（玛窦）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与佛教又稍异，与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谈，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国不行”。大概是这个张元观也是临时抱佛脚，对天主教耶稣会并不清楚，于是过了几天又补充说：“喇嘛别有经咒，善医方，不戒杀，与天竺教同，其法行于蒙古、回部最灵，故奉事唯谨。利泰西所著论说，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从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无祭享。”(26)而朝鲜人也把它一一当真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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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渐渐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鲜使者，对天主教已经有深入一些的了解。他在和传教士的对话中，询问如果说“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那么天主教的宗旨是什么？刘松龄这样回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他又追问：“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刘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引了中国经典说“《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这就好像开始有点儿真的进入实质性的探讨了(27)。虽然，这种讨论好像还深入不下去，但是，当他看到陈哥，一个五十九岁的山西商人“素笃西学，每五更往拜天坛，虽风雨不敢费，已三十余年”，还是有些感动。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问不能释怀，他觉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样劝人“叩头念经，将以求福于后生”，“令人不萌恶念，言与心相应”，那么，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样这般教人行善，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信仰这个外来宗教呢？笃信儒家学说的他，觉得有些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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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归想不通，到底他们知道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28)。不过，尽管他们从直觉上发现这是“别一天地”，但他们是好奇心多，毕竟，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是异端，也只是在清帝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对于邻居来说是祸灾，对于他们来说是西洋景儿。任何西洋景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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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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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奇与好感：渐渐消失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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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在朝鲜使者的笔下，和他们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除了前面说到的戴进贤、刘松龄之外，还有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李拱宸（Jose Nunes Reberio）、福文高（Dominicus J. Ferreira）、高守谦（Verissimo Monteiro Serr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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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清帝国是有禁令的，不允许朝鲜使者和西洋传教士随意接触。不过，禁令归禁令，好奇的朝鲜人常常自己跑到教堂里去，而志在传教的洋人，也常常主动接触这些清国东邻的使节。他们不仅笔谈，还互赠礼物。前面提到康熙、雍正年间朝鲜使者就常常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过各种礼物和书籍，这种礼尚往来的习惯在此后依然照旧。乾隆二十年（1755），朝鲜贺岁使到天主堂带着礼物，去拜访了刘松龄，“酬酢良久，日已向暮，作别还归”。第二天，刘松龄就按照东方的礼节，派人回赠礼物，使者接过，礼单封面写“大大人荣升”，内一面书“来仪谨议，不敢自专，谨谢并候近祉”，一面书“谨具洋画四张，吕宋果四枚，吸毒石二个，洋镜一方奉上”(29)。而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和李德星去拜访天主堂的刘松龄和鲍友管，他们先以礼物和书信投递，很快，刘松龄、鲍友管回以红帖，是请人代笔写的，落款是“年家眷弟刘松龄（鲍友管）顿首拜”，另书纸“领谢”二字，算是礼尚往来，而且很快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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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笔谈，真的使朝鲜人多少知道了“天外有天”，中华之外别有一世界，也让朝鲜人对这些异邦产生了一些好感。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些西学知识和信仰因此传到了东邻，这里包括西洋的医院把疾病分为三类，西洋学校教育分若干科，西洋人的衣食住行(30)，包括西洋人对于日月星辰、地球的天文观察(31)，当然，也包括天主教那些关于崇拜和信仰的教义，甚至还思考了天主教为何不能在朝鲜流传的原因(32)。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使得朝鲜国王也对这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从北京回到京城，朝鲜国王就特意询问天主教传教士刘松龄的消息，“上曰：不见西洋人刘松龄尚在否？贱臣曰：即天主堂，三使同往，则刘松龄发怒于从人之数多，深闭不出，故只见天主供奉之处而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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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借故不见朝鲜贺岁使，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很清楚，究竟是真的嫌朝鲜人多了很烦，还是受到了清廷不得私见外国使者的警告？我们很难判断。不过，朝鲜人自己也说到了西洋人嫌厌的一个原因，洪大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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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西洋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其馈，而无以为报。又从行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近年以来，洋人盖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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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在这个时候，西洋人和朝鲜人遥遥对望产生的好感，也因为天主教真正进入朝鲜，而终于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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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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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真正接触：却酿成巨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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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冬天，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和一些其他士人在莺子山的走鱼寺里讨论哲理，后来被称为朝鲜天主教“开教圣祖”的著名学者李檗，也闻讯连夜赶去，和他们一道连续十天讨论天、世界、人性等学说，也讨论朝鲜使者到北京带回来的关于天学、历算、宗教等等耶稣会士的著作，包括《天主实义》、《性理真诠》和《七克》等等。此后，这些西洋新说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接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丁若镛的妹夫、李檗的义弟，二十七岁的李承熏（1756—1801），到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并带着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等回国，回国后不仅传播了天主教的教理，而且给权日身和李檗等一批人士施了洗礼，从此在两班阶层中，也在普通民众中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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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中常常说审美要有距离，的确如此，当彼此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仿佛雾里看花，朦朦胧胧地看上去很美丽，但是真正定睛凝视的时候，却发觉了这也许就是洪水猛兽。天主教还没有真正进入朝鲜的时候，朝鲜的君臣上下，都多少有些好奇，但是，天主教真正来到朝鲜，并且在朝鲜两班士人那里开始生根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一些热心传教的人表面“悔改”，暂时得到免罪，但李承熏和丁若镛等人依然四处讲习经典，传播教义，而信徒尹持忠更以西洋之礼治其母亲的丧礼，在笃信《朱子家礼》的朝鲜，既不穿传统的衰绖丧服，又不接受传统的吊问，弄得舆论哗然。终于，这一新宗教和旧传统，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新宗教遭受到致命打击，信奉朱子学说的上层对于这些违背传统儒家伦理，改信异教的信仰者，就像当年的日本德川家康一样，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年的十一月，虔诚的信徒尹持忠和权尚然被处死。据说，在到达刑场的时候，他们被询问到是否愿意对祖宗的木主进行世间礼拜，而抛弃外国宗教？在给予否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呼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被处死。这就是所谓辛亥教难。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36)，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又奉北京主教汤士选之命，通过东北的朝贡路线，穿着朝鲜服装，混在朝贡使团中，经栅门到达朝鲜，在朝鲜再一次开始艰苦的天主教传教活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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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鲜，政局相当动荡，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其中政治权力，多在老论、少论手中。而叫做南人的一派，又分裂成蔡济恭为首的一派和洪义浩为首的一派。信奉天主教的李承熏、丁若镛、丁若诠等等，都是蔡派南人，他们曾经得到过国王的信任，不过，并没有多少实权。至于小北派，则是附在老论和少论的后面，更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角逐。当1800年老国王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的时候，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因为支持反对派，终于在第二年即1801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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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嘉庆五年（1800），朝鲜国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于是便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此年正月，金大妃发布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的十月又发布了《纯祖辛酉讨邪教文》，里面一一点名斥责说，李承熏随赴燕京使团到北京，购来邪书，并入洋堂师事异类，丁若钟把全家都引上邪路，使兄弟一起受难，权哲身的一乡姻戚都走火入魔，经历了这一次反乱。同时，又系联到这批人的政治后台蔡济恭，说他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并说，天主教的道理至诡至浅，行事至潜至妖，“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说他们诳世惑民，以败灭伦常，“今所谓邪学，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39)。据统计，在这场教难中，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其中权哲身、丁若钟、李承熏等被斩首，丁若镛、李致熏等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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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中罪名最重的，是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颠覆朝鲜王朝。据朝鲜官方说，他们搜到朝鲜天主教徒黄嗣永给洋人的书信，写着“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还写着“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40)。这就是指的黄嗣永所谓“帛书”。在这份原来想送给汤士选的万字帛书中，黄嗣永不仅向洋教士诉苦，而且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让朝鲜人到北京天主堂教朝鲜语，以便传教；包括请教皇写信给清朝皇帝，迫使朝鲜国接受传教士；包括让清朝合并朝鲜，令清帝娶朝鲜宗室女，使天主教像清朝一样，在朝鲜有合法性；甚至还包括请西洋出兵，迫使朝鲜接受天主教等看上去很“狂悖”的建议(41)。而且朝鲜官方还说，那个叫做周文谟的中国苏州人，居然奉了西洋天主教的命令，在朝鲜组织人谋反作乱，直到嘉庆六年（1801）五月自首被杀。这一下子，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因为他们“慢天侮圣，背君蔑父，废其祭礼，毁其祠□。以堂岳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潜藏私书，则同符谶之术；广结女流，而有禽犊之行。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如黄巾、白莲之贼，暗相物色，公肆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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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危机，引起紧张的心理；紧张的心理，产生内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把原来对西洋传教士的种种好感一扫而空，东邻与西洋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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