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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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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摸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乐。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忧愁夫人耶稣之母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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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他们到底越来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来这是与中华颇为不同的另一个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个现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鲜使者,曾经和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过笔谈,他在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去拜访西天主堂,便记录下来这样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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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国有大小西洋,距中国为九万余里,而本国之人以中国为东洋云。地方幅员比中国尤大,而其间开国基者,又有三十二国,各有君长,不相统摄。而男婚女嫁,互结姻戚,故自相亲和,不甚战争。刑法制度,一以天道为尊。言语文章与中国大异,书如蝌蚪,言从土俗。嫁娶则适一无二,居丧则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画像,饰威仪则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颜容精白。燕居则束发如冠,公会则被发跣之。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罗斯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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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对于西洋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搞明白,还以为是洋“道教”,说他们“自古远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一个朝鲜使者则从一个叫张元观的读书人那里听说,“利(玛窦)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与佛教又稍异,与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谈,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国不行”。大概是这个张元观也是临时抱佛脚,对天主教耶稣会并不清楚,于是过了几天又补充说:“喇嘛别有经咒,善医方,不戒杀,与天竺教同,其法行于蒙古、回部最灵,故奉事唯谨。利泰西所著论说,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从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无祭享。”(26)而朝鲜人也把它一一当真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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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渐渐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鲜使者,对天主教已经有深入一些的了解。他在和传教士的对话中,询问如果说“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那么天主教的宗旨是什么?刘松龄这样回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他又追问:“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刘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引了中国经典说“《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这就好像开始有点儿真的进入实质性的探讨了(27)。虽然,这种讨论好像还深入不下去,但是,当他看到陈哥,一个五十九岁的山西商人“素笃西学,每五更往拜天坛,虽风雨不敢费,已三十余年”,还是有些感动。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问不能释怀,他觉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样劝人“叩头念经,将以求福于后生”,“令人不萌恶念,言与心相应”,那么,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样这般教人行善,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信仰这个外来宗教呢?笃信儒家学说的他,觉得有些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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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归想不通,到底他们知道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28)。不过,尽管他们从直觉上发现这是“别一天地”,但他们是好奇心多,毕竟,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是异端,也只是在清帝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对于邻居来说是祸灾,对于他们来说是西洋景儿。任何西洋景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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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奇与好感:渐渐消失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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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在朝鲜使者的笔下,和他们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除了前面说到的戴进贤、刘松龄之外,还有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李拱宸(Jose Nunes Reberio)、福文高(Dominicus J. Ferreira)、高守谦(Verissimo Monteiro Serr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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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清帝国是有禁令的,不允许朝鲜使者和西洋传教士随意接触。不过,禁令归禁令,好奇的朝鲜人常常自己跑到教堂里去,而志在传教的洋人,也常常主动接触这些清国东邻的使节。他们不仅笔谈,还互赠礼物。前面提到康熙、雍正年间朝鲜使者就常常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过各种礼物和书籍,这种礼尚往来的习惯在此后依然照旧。乾隆二十年(1755),朝鲜贺岁使到天主堂带着礼物,去拜访了刘松龄,“酬酢良久,日已向暮,作别还归”。第二天,刘松龄就按照东方的礼节,派人回赠礼物,使者接过,礼单封面写“大大人荣升”,内一面书“来仪谨议,不敢自专,谨谢并候近祉”,一面书“谨具洋画四张,吕宋果四枚,吸毒石二个,洋镜一方奉上”(29)。而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和李德星去拜访天主堂的刘松龄和鲍友管,他们先以礼物和书信投递,很快,刘松龄、鲍友管回以红帖,是请人代笔写的,落款是“年家眷弟刘松龄(鲍友管)顿首拜”,另书纸“领谢”二字,算是礼尚往来,而且很快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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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笔谈,真的使朝鲜人多少知道了“天外有天”,中华之外别有一世界,也让朝鲜人对这些异邦产生了一些好感。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些西学知识和信仰因此传到了东邻,这里包括西洋的医院把疾病分为三类,西洋学校教育分若干科,西洋人的衣食住行(30),包括西洋人对于日月星辰、地球的天文观察(31),当然,也包括天主教那些关于崇拜和信仰的教义,甚至还思考了天主教为何不能在朝鲜流传的原因(32)。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使得朝鲜国王也对这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从北京回到京城,朝鲜国王就特意询问天主教传教士刘松龄的消息,“上曰:不见西洋人刘松龄尚在否?贱臣曰:即天主堂,三使同往,则刘松龄发怒于从人之数多,深闭不出,故只见天主供奉之处而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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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借故不见朝鲜贺岁使,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很清楚,究竟是真的嫌朝鲜人多了很烦,还是受到了清廷不得私见外国使者的警告?我们很难判断。不过,朝鲜人自己也说到了西洋人嫌厌的一个原因,洪大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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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西洋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其馈,而无以为报。又从行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近年以来,洋人盖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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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在这个时候,西洋人和朝鲜人遥遥对望产生的好感,也因为天主教真正进入朝鲜,而终于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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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真正接触:却酿成巨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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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冬天,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和一些其他士人在莺子山的走鱼寺里讨论哲理,后来被称为朝鲜天主教“开教圣祖”的著名学者李檗,也闻讯连夜赶去,和他们一道连续十天讨论天、世界、人性等学说,也讨论朝鲜使者到北京带回来的关于天学、历算、宗教等等耶稣会士的著作,包括《天主实义》、《性理真诠》和《七克》等等。此后,这些西洋新说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接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丁若镛的妹夫、李檗的义弟,二十七岁的李承熏(1756—1801),到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并带着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等回国,回国后不仅传播了天主教的教理,而且给权日身和李檗等一批人士施了洗礼,从此在两班阶层中,也在普通民众中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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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中常常说审美要有距离,的确如此,当彼此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仿佛雾里看花,朦朦胧胧地看上去很美丽,但是真正定睛凝视的时候,却发觉了这也许就是洪水猛兽。天主教还没有真正进入朝鲜的时候,朝鲜的君臣上下,都多少有些好奇,但是,天主教真正来到朝鲜,并且在朝鲜两班士人那里开始生根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一些热心传教的人表面“悔改”,暂时得到免罪,但李承熏和丁若镛等人依然四处讲习经典,传播教义,而信徒尹持忠更以西洋之礼治其母亲的丧礼,在笃信《朱子家礼》的朝鲜,既不穿传统的衰绖丧服,又不接受传统的吊问,弄得舆论哗然。终于,这一新宗教和旧传统,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新宗教遭受到致命打击,信奉朱子学说的上层对于这些违背传统儒家伦理,改信异教的信仰者,就像当年的日本德川家康一样,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年的十一月,虔诚的信徒尹持忠和权尚然被处死。据说,在到达刑场的时候,他们被询问到是否愿意对祖宗的木主进行世间礼拜,而抛弃外国宗教?在给予否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呼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被处死。这就是所谓辛亥教难。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36),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又奉北京主教汤士选之命,通过东北的朝贡路线,穿着朝鲜服装,混在朝贡使团中,经栅门到达朝鲜,在朝鲜再一次开始艰苦的天主教传教活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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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鲜,政局相当动荡,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其中政治权力,多在老论、少论手中。而叫做南人的一派,又分裂成蔡济恭为首的一派和洪义浩为首的一派。信奉天主教的李承熏、丁若镛、丁若诠等等,都是蔡派南人,他们曾经得到过国王的信任,不过,并没有多少实权。至于小北派,则是附在老论和少论的后面,更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角逐。当1800年老国王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的时候,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因为支持反对派,终于在第二年即1801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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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嘉庆五年(1800),朝鲜国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于是便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此年正月,金大妃发布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的十月又发布了《纯祖辛酉讨邪教文》,里面一一点名斥责说,李承熏随赴燕京使团到北京,购来邪书,并入洋堂师事异类,丁若钟把全家都引上邪路,使兄弟一起受难,权哲身的一乡姻戚都走火入魔,经历了这一次反乱。同时,又系联到这批人的政治后台蔡济恭,说他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并说,天主教的道理至诡至浅,行事至潜至妖,“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说他们诳世惑民,以败灭伦常,“今所谓邪学,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39)。据统计,在这场教难中,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其中权哲身、丁若钟、李承熏等被斩首,丁若镛、李致熏等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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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中罪名最重的,是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颠覆朝鲜王朝。据朝鲜官方说,他们搜到朝鲜天主教徒黄嗣永给洋人的书信,写着“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还写着“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40)。这就是指的黄嗣永所谓“帛书”。在这份原来想送给汤士选的万字帛书中,黄嗣永不仅向洋教士诉苦,而且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让朝鲜人到北京天主堂教朝鲜语,以便传教;包括请教皇写信给清朝皇帝,迫使朝鲜国接受传教士;包括让清朝合并朝鲜,令清帝娶朝鲜宗室女,使天主教像清朝一样,在朝鲜有合法性;甚至还包括请西洋出兵,迫使朝鲜接受天主教等看上去很“狂悖”的建议(41)。而且朝鲜官方还说,那个叫做周文谟的中国苏州人,居然奉了西洋天主教的命令,在朝鲜组织人谋反作乱,直到嘉庆六年(1801)五月自首被杀。这一下子,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因为他们“慢天侮圣,背君蔑父,废其祭礼,毁其祠□。以堂岳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潜藏私书,则同符谶之术;广结女流,而有禽犊之行。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如黄巾、白莲之贼,暗相物色,公肆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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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危机,引起紧张的心理;紧张的心理,产生内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把原来对西洋传教士的种种好感一扫而空,东邻与西洋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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