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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65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三九八,819页,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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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67 (3) 关于这一点,过去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欧人と朝鲜使臣》有详细的论述,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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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69 (4) 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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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71 (5) 相反,这个时代,耶稣会也曾经因为在日本受挫,想到朝鲜传教,据说曾经派出身于朝鲜的传教士权嘉兵卫(Vincent Kouom Cafioie)返国。但等待七年,仍一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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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73 (6) 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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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75 (7) 比如李晬光在1590、1597、1611年三次到北京,并在1614年完成的《芝峰类说》卷二“外国”条中,已经通过一些中国文献(如《吾学编》)等,向朝鲜人介绍了世界地理,已经提到欧罗巴、利玛窦、《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的内容,以及焦竑等的评论;参看铃木信昭《朝鲜儒学者李晬光の世界地理认识》,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日本天理,2004)百九十二辑,31—84页。此外,又如1631年郑斗源以陈奏使的身份,由海路到达北京,曾见到传教士陆若汉(Joaunes Rodoriguez),其手下李荣和郑季吉,曾学西洋之天文历算和火炮知识,并在第二年将其赠送的天文、地理、历算等西书、红夷炮、千里镜、自鸣钟等器物,携归朝鲜,进献给仁祖。再如,1644年后朝鲜王太子在北京为人质,结识汤若望,并获赠天球仪、天主像和世界地图,后这些西洋物品也被携回朝鲜。关于这一方面,也可以参看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王玉洁、朴英姬、洪军等译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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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77 (8) 金昌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三十二卷,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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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79 (9) 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96—97页,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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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81 (10) 赵荣福《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六卷,91页。参看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57页,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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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83 (11)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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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85 (12) 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收在《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燕行录选集》下册,516页。关于朝鲜使者在北京参观天主堂的情况,可参考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载其《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7—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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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87 (13) “耶稣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万物,无终始形际之言。汉哀帝二年庚申,诞自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而以耶稣称,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升天等日。”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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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89 (14) 李宜万《入沈记》,《家山全书农隐遗稿》卷二十,《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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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91 (15) 见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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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93 (16) 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59页;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陶谷集》卷三十,《燕行录选集》下册,516页;至少在雍正年间,朝鲜人对于天主教的知识还是不多的,P.de.Halde神父的《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最近(1720—1730),从朝鲜来与我们见面的人,通过汉文笔谈,对我们有所了解。但是,在朝鲜不曾宣传过天主教,尽管朝鲜人中也并不是没有在北京受过洗礼的,但是,在朝鲜的长期传教,却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得到这种许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礼部发布禁教令中国的教会刚刚全部瓦解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如果中国可以基督教化,那么像朝鲜、满洲这样文化上追随和尊重中国的国家,无疑在几年间就会效仿中国。”可见天主教传教在当时的朝鲜还不成功。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一章《朝鲜天主教先史》,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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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95 (17)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此书记雍正十年(1732)赴燕京事,《燕行录选集》下册,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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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97 (18) 雍正年间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与苏努事件有关,参看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中《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的宋君荣(1689—1759)第42号、43号信,141—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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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899 (19) 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查获白多禄等私自传习天主教的西洋人,导致乾隆下谕各地严加访缉,并处决白多禄,四十九年(1784)因湖北襄阳抓获传教士,下令严究所有接送、传信、留宿传教士者。参看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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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01 (20) 中国人对西洋绘画也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反应和朝鲜人相似,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重印本,1987)下册第四编第九章第三节《明清间国人对西画之赞赏与反感》,910—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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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03 (21) 李喆辅(1691—?)《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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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05 (22)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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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07 (23) 李在学(1745—1806)《燕行日记》,载《芝圃遗稿》卷十一至十三,见《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八卷,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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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09 (2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下,《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317—318页。黄时鉴指出,这记载的是《天主耶稣降记》、《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等图,见前引黄文,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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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11 (25)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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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13 (26) 佚名《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141页,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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