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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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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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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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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下》，《燕行录选集》下册，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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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中记载朴氏与中国人关于月亮借日而发光、地球为圆形等等天文地理方面的对话，222页。又，洪良浩《与纪尚书书》关于西洋“十二重天、寒热湿三带之语，日月星大小广轮，即是吾儒之所未言”的议论，见洪良浩《耳溪先生集》（首尔：民族文化社影印本，1992）卷十六，331页。这一段资料，黄时鉴在《纪昀与朝鲜学人》一文中也已经提到，见其《东西交流史论稿》，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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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洪大容《燕记》，《湛轩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2604册，136—137页。又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册，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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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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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0页。后来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卷三《留馆录》之《西天主堂记》照抄了这一段，《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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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更详细的叙述，参看本书附录2《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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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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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文谟曾经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子宋氏、媳妇申氏传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即后来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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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上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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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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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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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此帛书现存罗马教皇古文书馆，但是究竟这份帛书如何到达罗马的，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历史。而前面提到朝鲜国给清朝进呈的《讨邪逆奏文》中，引述并不很全，也许是朝鲜人摘录的。所以，又被称为“陈奏使誊本帛书（伪帛书）。参看本书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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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谕档》（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警告民众“读圣贤书，遵守伦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并说信教是“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历史与宗教》（台北：辅仁大学，1992），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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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二册，832页，840页，852—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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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三册，1074页。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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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许朝鲜人参观，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参观《西天主堂记》和《东天主堂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1035页。徐有素《燕行录》在道光二年（1822）也有关于西堂和李拱辰、福文高、高守谦的记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32页。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中国人中间的传教活动，查处就严厉得多了，如对于顺天府道光九年关于张成善、张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后，“仍用旧时邪教音乐，收藏经卷”，“复有藏匿未交之经卷与十字架具”，就格外严厉，连皇帝也对刑部只是流放的宽容处分有严厉批驳。见姜时永（1788—？）《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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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佚名《燕行日记》（原题柳厚祚，误），《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五卷，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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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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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1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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