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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洪大容《燕记》，《湛轩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2604册，136—137页。又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册，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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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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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0页。后来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卷三《留馆录》之《西天主堂记》照抄了这一段，《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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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更详细的叙述，参看本书附录2《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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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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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文谟曾经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子宋氏、媳妇申氏传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即后来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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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上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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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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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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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此帛书现存罗马教皇古文书馆，但是究竟这份帛书如何到达罗马的，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历史。而前面提到朝鲜国给清朝进呈的《讨邪逆奏文》中，引述并不很全，也许是朝鲜人摘录的。所以，又被称为“陈奏使誊本帛书（伪帛书）。参看本书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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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谕档》（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警告民众“读圣贤书，遵守伦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并说信教是“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历史与宗教》（台北：辅仁大学，1992），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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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二册，832页，840页，852—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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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三册，1074页。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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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许朝鲜人参观，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参观《西天主堂记》和《东天主堂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1035页。徐有素《燕行录》在道光二年（1822）也有关于西堂和李拱辰、福文高、高守谦的记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32页。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中国人中间的传教活动，查处就严厉得多了，如对于顺天府道光九年关于张成善、张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后，“仍用旧时邪教音乐，收藏经卷”，“复有藏匿未交之经卷与十字架具”，就格外严厉，连皇帝也对刑部只是流放的宽容处分有严厉批驳。见姜时永（1788—？）《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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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佚名《燕行日记》（原题柳厚祚，误），《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五卷，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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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1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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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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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在承德的文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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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在这一盛会上，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应该说，在西洋人还没有靠“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虽然在那个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江户也到福州、北京，安南使团到暹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也到大清，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朝代间的比赛”(1)，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历史”可以互相较长论短；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各国间的比赛”，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各国以“文化”来互相观察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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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和承德，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就像《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大清皇帝、亲王郡王、蒙古王、满汉大臣之外，朝鲜、安南、琉球等等，位秩是不能改变的；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土宜”而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所以，在这种平台上，各国要比赛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就是比赛对“礼仪”的熟悉、对“汉文学”如诗歌的写作技巧、对“历史”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其中，特别能表现“文化”高低的一个侧面，就是“衣冠之制”，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有历史，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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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仪节、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如果说真的还有“中华朝贡圈”的话，那么，这个圈里的各国，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然后确立“华”、“夷”，建立“内”、“外”，分出等级，以形成一种“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文化、民族，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礼仪，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国际秩序”了。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来到东方推行他们那一套国际秩序，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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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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