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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26 (32) 洪大容《燕记》,《湛轩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2604册,136—137页。又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册,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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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29 (3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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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31 (34)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0页。后来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卷三《留馆录》之《西天主堂记》照抄了这一段,《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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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33 (35) 更详细的叙述,参看本书附录2《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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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35 (36)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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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37 (37) 周文谟曾经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子宋氏、媳妇申氏传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即后来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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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39 (38) 以上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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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41 (39)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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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43 (40)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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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45 (41) 此帛书现存罗马教皇古文书馆,但是究竟这份帛书如何到达罗马的,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历史。而前面提到朝鲜国给清朝进呈的《讨邪逆奏文》中,引述并不很全,也许是朝鲜人摘录的。所以,又被称为“陈奏使誊本帛书(伪帛书)。参看本书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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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47 (42) 《上谕档》(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警告民众“读圣贤书,遵守伦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并说信教是“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历史与宗教》(台北:辅仁大学,1992),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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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49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二册,832页,840页,852—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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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51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三册,1074页。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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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54 (45) 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许朝鲜人参观,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参观《西天主堂记》和《东天主堂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1035页。徐有素《燕行录》在道光二年(1822)也有关于西堂和李拱辰、福文高、高守谦的记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32页。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中国人中间的传教活动,查处就严厉得多了,如对于顺天府道光九年关于张成善、张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后,“仍用旧时邪教音乐,收藏经卷”,“复有藏匿未交之经卷与十字架具”,就格外严厉,连皇帝也对刑部只是流放的宽容处分有严厉批驳。见姜时永(1788—?)《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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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56 (46) 佚名《燕行日记》(原题柳厚祚,误),《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五卷,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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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61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6]
1706898962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1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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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64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7]
1706898965 引子:在承德的文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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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67 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在这一盛会上,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应该说,在西洋人还没有靠“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虽然在那个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江户也到福州、北京,安南使团到暹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也到大清,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朝代间的比赛”(1),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历史”可以互相较长论短;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各国间的比赛”,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各国以“文化”来互相观察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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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69 在北京和承德,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就像《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大清皇帝、亲王郡王、蒙古王、满汉大臣之外,朝鲜、安南、琉球等等,位秩是不能改变的;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土宜”而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所以,在这种平台上,各国要比赛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就是比赛对“礼仪”的熟悉、对“汉文学”如诗歌的写作技巧、对“历史”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其中,特别能表现“文化”高低的一个侧面,就是“衣冠之制”,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有历史,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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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71 本来,仪节、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如果说真的还有“中华朝贡圈”的话,那么,这个圈里的各国,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然后确立“华”、“夷”,建立“内”、“外”,分出等级,以形成一种“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文化、民族,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礼仪,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国际秩序”了。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来到东方推行他们那一套国际秩序,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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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973 可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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