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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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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鲜燕行使者的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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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渡过大凌河，经朝阳、建昌、杨树沟、平泉、凤凰岭、红石岭，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2)。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不过，在朝鲜使者眼中，这次的安南国使团有一些异样，因为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服饰与大清不同，却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玳瑁带，穿黑皮靴”。但稍后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族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统的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可是，在徐浩修不依不饶的追问下，据说，对衣冠制度与王朝认同有密切关联心知肚明的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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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所以，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着满服，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则要靠允许外藩穿着本国服装，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或者要借助内属穿着大清衣冠，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可是，数百年来一直和朝鲜、琉球一样，穿着大明衣冠，象征外藩相对独立的安南，这次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大明衣冠，而低眉顺目地接受了大清衣冠服色，这让始终自觉与大清满族文化隔了一层，打心底里认同大明汉族文化的朝鲜使臣，感到莫名诧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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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南国的君臣要在这个时候改易服色？朝鲜人为什么要这样蔑视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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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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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南国王来朝：乾隆五十五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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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大清皇帝八十寿辰。前一年，乾隆皇帝向臣下说，自己“既逾古稀，欣开八帙”，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这三个皇帝虽然也曾年逾八十，但“其在位不过三四十年”，而自己的统治“五十余年如一日者，实从古所未有”。加上“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莫不倾心向化，效悃来庭”，“仰赖上天嘉佑”，在文略武功都超迈前代，因而他同意操办盛大的万寿庆典(5)。在这一年初，他颁布了万寿恩诏。对内，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以恩赏，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对外，则在乾清门颁赐万寿恩诏给化外的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南掌等国，让各国都派祝贺万寿使团，以示隆重。按照清廷设计的日程表，从七月初七起，万国使节无论内属外藩，先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在那里举办一系列的庆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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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来的外藩使团中，安南国使团最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安南新近册封的国王阮光平（原名阮惠）要亲自率团前来祝寿，这让乾隆皇帝格外兴奋。从前一年开始，乾隆就反复叮咛军机大臣以及负责安南事务的封疆大吏福康安，一会儿交代使团不必在初春动身，免得进关太早在北京勾留太久，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一会儿交代福康安亲到边关迎候，并陪同上京；再过几天他又交代，如果安南使团“瞻觐情殷，不妨令其早行赴阙”；过了半月又嘱咐，明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朝觐时，沿途接待相见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礼仪。当他听说阮光平的母亲年已八十，曾让人到京采购人参时，还特别赐给人参一斤，并吩咐沿途地方官员，在安南国王三月动身进京的时候，“道路遥远，正值天气炎热之时，自应缓程前进，不必过于趱行”。他还特别说到，因为阮光平以国王身份怀至诚之心前来，所以“国王到京朝见时，大皇帝欲令国王行抱见请安之礼”。并且特别强调，能和大皇帝行抱见请安之礼，“此系逾格施恩，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始能膺此异数”，因而还宣布要赏赐给他衣冠鞓带。据说，通常外藩国王只是红鞓，但这次大皇帝会赏赐给他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这是要让他知道“邀此隆礼，实为希有宠荣”(6)。就在阮光平快要到达的时候，乾隆还特意让礼部左侍郎德明“前往良乡迎迓赐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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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得到册封的安南君臣也表现出相当郑重和谦卑，新国王阮光平不仅表示，要率领儿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百人的团队一同赴承德，而且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随同前来的大臣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先写金笺，随表文投递”，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诚，说是要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并且希望大皇帝特别开恩成全。这让乾隆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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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阮光平率队启程，四月十五日进入大清境内，开始了有史以来安南国王的第一次中国祝寿之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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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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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黎阮嬗代：两个安南国王的恩荣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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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倾心向化”，这是乾隆皇帝晚年的理想。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如此格外厚待，可能就是他希望成就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而不愿意周边再生风波。然而，阮光平对大清皇帝效忠输诚，表现得这样谦卑恭顺，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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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从图像来看一段历史。汪承霈所绘《十全敷藻》图册中有一幅，画的是被西山阮氏推翻的安南前国王黎维祁弃国北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编入汉军旗下，改易服色穿了大清衣冠的景象(10)。（见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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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十全敷藻图册》之乾隆末年安南国王黎维至避暑山庄改易服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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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安南国王。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这个安南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赶出东京（即安南都城），无奈之下只好出奔大清。第二年（1788），应黎氏的反复请求，两广总督孙士毅禀报乾隆，并奉旨进兵，清兵分四路进入安南(11)，其中最重要的是粤、滇两军，粤军由孙士毅统领，滇军由富纲统领(12)。出兵的理由，是“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余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13)。当时，据说新兴的西山阮惠兄弟曾多次向清廷“叩关请贡”，并且表示由于黎维祁“不知存亡”，所以请求改立黎维为国王，暗示自己并无改朝换代的意思。但是，阮氏的恳求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清廷仍然支持黎氏，并断然采取临时措施，为避免“册封往返稽时”，先让礼部铸印、内阁撰册，等到一旦恢复京城，即再度册封国王，表示对黎氏的承认(14)，而且还抨击阮氏“逐主乱常”，声称大清是“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之仅见”。这一年十月，愍帝黎维祁借助清军力量，一度收复安南都城。为此孙士毅得到乾隆的表彰，要赏给红宝石顶戴及公爵，“一俟红旗奏到，再加赏四团龙褂及黄带紫缰”。而黎维祁受册封后，就表示要在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时，亲去北京祝贺，尽管大清早就知道这个国王“竟系一萎靡不振之人”，但无可奈何之下，也得到了乾隆的首肯(15)。因为乾隆皇帝把这一恢复黎朝的举动，当成自己伟大的业绩，“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不特书之史册，足以超越千古，即外藩属国，闻之亦当同感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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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1789）正月初，阮惠发动反击，在青池打败清军，孙士毅在许世亨的帮助下，渡过浮桥到达富良江北岸才得以生还，但由于浮桥中断，广西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升，连同知府岑宜栋及七千清军大部战死。虽然孙士毅在向乾隆禀报的时候，有意隐瞒战事失利的严重性，还说大军全身而退，让乾隆以为“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但实际上，八千七百余人仅有三千多人陆续归队，只有富纲的滇军没有太大损失。这时乾隆已经明白，这次安南之役实在是因为孙士毅的“调度乖方”而一败涂地(17)。而大清扶持的国王黎维祁，也只能再度逃到大清，乞求保护。黎氏自庄宗复兴以来，十六代二百五十七年的政权，也从此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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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朝换代的这一年中，阮惠（此年改名阮光平）尽管席卷了几乎整个安南，但还是一再向大清帝国请和请封，并屡次遣使入清买通代替孙士毅的福康安。据《清史稿》记载，阮光平派了他的弟弟（一说是侄子）阮光显“赍表入贡”，声称自己和黎氏的安南是“敌国”而不是“君臣”，还谦恭地声明，这只是“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并表示明年也会亲自到中国来朝贡(18)。五月，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取现实外交策略的清帝表示，“（黎）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厌黎氏，不能自存”，终于同意阮光平的要求，册封他为安南国王(19)。并在夏天下令，让逃到清国的黎维祁薙发易服，“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即以维祁为佐领”(20)。前面提到的那幅《十全敷藻》中黎氏觐见乾隆图像，就是描写的这一情景，而画在汪承霈《十全敷藻》中的平定安南伟大战役，居然是这么一场屈辱的败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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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维祁是个亡国之君，虽然改易服色归顺大清，总归不能算在乾隆伟大的文治武功之中，真正要算数的，还是那场与“篡国”的西山阮氏之战，以及西山阮氏最终归顺大清的结果。关于这场战争，大清帝国不仅留下了《清实录》里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平定安南图册》这样的图像资料。据《清宫内务府造办档案》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记载，当大清与阮氏达成协议，阮光显终于到北京觐见皇帝之后，乾隆总算转怒为喜，曾经召集姚文瀚、杨大辛、贾全、庄豫、德黎明、伊兰泰等人，“用宣纸各画一张（《平定安南战图》）”，而武成殿则专门令姚文瀚、贾全和伊泰兰起稿并呈御览，画《平定安南战图》一张，“高一丈二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六寸，用绢画”(22)。显然，他是试图把它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记述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仅仅看清朝方面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由于它只是描述孙士毅率部进军的上半场，却不记载后来大败而归的下半场，观看者会以为，这是大清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的一场完胜。比如《嘉观诃户之战》中“会合夹攻，剿杀不可胜计”，“持危治乱原出正，箪食壶浆多顺迎”；《三异柱右之战》中“生擒已降复叛之陈铭柄，解赴军营正法”，“诚喜国威延世将，名勋思克有元孙”；《寿昌江之战》中，说“阮兵猝不及防，伤死不计其数”，“将领前驱众军奋，嘉其同是汉军人”；《市球江之战图》则说，“剿杀数天，生擒五百余人”，“临下居高彼颇炽，出奇制胜我成功”；《富良江之战图》更说“全军渡江，……不攻而克”，“酬忠抚顺遵王道，无事佳兵垂吉祥”。最后，历史图像突然跳到《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23)，却画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光显到北京朝觐乾隆。看上去，是大清帝国高高在上接受藩属的“输诚”，保住了天朝的尊严，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为了现实考虑，以表面的“事大”换来“册封”，也就是政治合法和军事安定(24)。（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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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平定安南图册》之阮光显入赐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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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赢得清廷许和，乃是安南方面的战略主动。阮光平明白乾隆只是“视强弱为左右耳，存黎之举，非出本心”(25)，一旦攻守逆转，大皇帝自然也会顺水推舟。为赢得大清帝国在政治上的承认，安南新政权只要作出“竭忠输诚”的样子就可以了，所以，阮氏并不很看重象征层面的“宗主”与“附属”、“天朝”与“小邦”的分别。虽然先行去北京觐见乾隆的阮光显并没有急于表示忠诚而改易服色，但表示忠心的奉承话却说得相当高明而且肉麻，在北京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他说，阮光平由于被大清误会，“寝食不宁，而一腔心事又无从表白”，还说“我们小国人都知敬天，大皇帝即天也，若得罪于天，则祸及其身，灾及其国”，如果“大皇帝准其投降，恩同再造，当谨修职贡，附于藩封之末”(26)。而第二年到承德贺寿的阮光平更是准备了一连串让清帝欢喜的举动。这让急于安定天下凑成“十全武功”的乾隆很高兴，在阮光显来北京时，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谁能不战屈人兵，战后畏威怀乃诚。黎氏可怜受天厌，阮家应兴锡朝祯。今秋已自亲侄遣，明岁还称躬己行。似此输忱外邦鲜，嘉哉那忍靳恩荣。”然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着明年阮光平亲自来朝见，新的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承德，祝贺大皇帝八十大寿，加上哈萨克、缅甸、琉球、朝鲜、南掌使团和蒙古亲王、西藏喇嘛、台湾生番、喀尔喀酋长，这才可以证成自己文治武功的名声不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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