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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维祁是个亡国之君，虽然改易服色归顺大清，总归不能算在乾隆伟大的文治武功之中，真正要算数的，还是那场与“篡国”的西山阮氏之战，以及西山阮氏最终归顺大清的结果。关于这场战争，大清帝国不仅留下了《清实录》里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平定安南图册》这样的图像资料。据《清宫内务府造办档案》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记载，当大清与阮氏达成协议，阮光显终于到北京觐见皇帝之后，乾隆总算转怒为喜，曾经召集姚文瀚、杨大辛、贾全、庄豫、德黎明、伊兰泰等人，“用宣纸各画一张（《平定安南战图》）”，而武成殿则专门令姚文瀚、贾全和伊泰兰起稿并呈御览，画《平定安南战图》一张，“高一丈二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六寸，用绢画”(22)。显然，他是试图把它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记述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仅仅看清朝方面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由于它只是描述孙士毅率部进军的上半场，却不记载后来大败而归的下半场，观看者会以为，这是大清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的一场完胜。比如《嘉观诃户之战》中“会合夹攻，剿杀不可胜计”，“持危治乱原出正，箪食壶浆多顺迎”；《三异柱右之战》中“生擒已降复叛之陈铭柄，解赴军营正法”，“诚喜国威延世将，名勋思克有元孙”；《寿昌江之战》中，说“阮兵猝不及防，伤死不计其数”，“将领前驱众军奋，嘉其同是汉军人”；《市球江之战图》则说，“剿杀数天，生擒五百余人”，“临下居高彼颇炽，出奇制胜我成功”；《富良江之战图》更说“全军渡江，……不攻而克”，“酬忠抚顺遵王道，无事佳兵垂吉祥”。最后，历史图像突然跳到《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23)，却画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光显到北京朝觐乾隆。看上去，是大清帝国高高在上接受藩属的“输诚”，保住了天朝的尊严，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为了现实考虑，以表面的“事大”换来“册封”，也就是政治合法和军事安定(24)。（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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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平定安南图册》之阮光显入赐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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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赢得清廷许和，乃是安南方面的战略主动。阮光平明白乾隆只是“视强弱为左右耳，存黎之举，非出本心”(25)，一旦攻守逆转，大皇帝自然也会顺水推舟。为赢得大清帝国在政治上的承认，安南新政权只要作出“竭忠输诚”的样子就可以了，所以，阮氏并不很看重象征层面的“宗主”与“附属”、“天朝”与“小邦”的分别。虽然先行去北京觐见乾隆的阮光显并没有急于表示忠诚而改易服色，但表示忠心的奉承话却说得相当高明而且肉麻，在北京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他说，阮光平由于被大清误会，“寝食不宁，而一腔心事又无从表白”，还说“我们小国人都知敬天，大皇帝即天也，若得罪于天，则祸及其身，灾及其国”，如果“大皇帝准其投降，恩同再造，当谨修职贡，附于藩封之末”(26)。而第二年到承德贺寿的阮光平更是准备了一连串让清帝欢喜的举动。这让急于安定天下凑成“十全武功”的乾隆很高兴，在阮光显来北京时，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谁能不战屈人兵，战后畏威怀乃诚。黎氏可怜受天厌，阮家应兴锡朝祯。今秋已自亲侄遣，明岁还称躬己行。似此输忱外邦鲜，嘉哉那忍靳恩荣。”然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着明年阮光平亲自来朝见，新的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承德，祝贺大皇帝八十大寿，加上哈萨克、缅甸、琉球、朝鲜、南掌使团和蒙古亲王、西藏喇嘛、台湾生番、喀尔喀酋长，这才可以证成自己文治武功的名声不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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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来标榜的这十全武功中，安南之平定这一役得来最为侥幸。这连乾隆自己都很清楚，在《补咏安南战图六律》的序文中他就说到，安南“非如伊犁、回部、金川、台湾之始以战而终以成功也”。他虽然勉强解释成是“不战而成功”，就像“不战而屈人”一样伟大，但他也承认，一连串的偶然因素，加上“阮惠因有此过而畏罪求降”，使得“不劳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运旋转”，不是“人力所谋”而是“天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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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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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承德：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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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初九，安南国王终于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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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带说一个插曲。在《清史稿》中记载，阮光平到热河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记得十分简略。但有意思的是，史臣又特意补了一句，说“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29)。越南某种记载更说，到中国朝觐的不是阮光平本人而是范公治，《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四记载，这一年三月阮光平“使人朝于清，初，惠既败清兵，又称为阮光平，求封于清，清帝许之，复要以入觐，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令吴文楚、潘辉益等俱。清帝丑其败，阳纳之，赐甚厚，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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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奇特的故事也许并不可靠，阮光平确实是到了承德和北京的(31)。在中国境内，安南国王从四月十五日入关起，走了近三个月，在七月初九到达承德，比朝鲜国王李祘、南掌国王召温孟、缅甸国王孟陨派出的使团、四川甘肃土司和台湾生番代表都到得要早。从七月之后安南国王和他的使团的祝寿活动，中国方面资料并不那么详细，但幸运的是，因为有朝鲜与越南方面的资料如李朝官方的《实录》、安南使臣潘辉益的《星槎纪行》等的记载，这一过程却相当清楚。综合各种记载，可以把安南使团的行踪排列如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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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安南使团在热河行宫，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国王“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被放在很隆重的位置(33)。乾隆写了《安南国王阮光平至避暑山庄陛见诗以赐之》云：“瀛藩入祝值时巡（一作“迎”），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祗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寿（一作“祚”）永万余春。”这一天，安南的大臣潘辉益“奉御赐国王诗章，奉旨和进，奉朱批‘诗亦佳妥’”(34)；七月十三日，在乾元门“奉侍御阅文武选”之后，安南使团被特别招到内殿，“经淡泊敬诚殿、入便殿，诣四知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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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奉御诗题扇颁示。恭和进览。奉赏大缎一卷，笺纸二卷，笔墨各二匣”(35)。乾隆所赐与的“冠服”包括：“红宝石顶三眼花翎凉帽一；黄马褂衣袍一副；金黄带荷包全副；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一副；纬帽一；珊瑚朝珠一盘”(36)。到第二天，朝鲜使团才到达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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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在七月十六日。这一天，乾隆皇帝“侍宴清音阁”，安南君臣经过勤政殿，诣五福五代堂。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呈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37)，并请求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穿着清朝衣冠朝见，使得乾隆皇帝格外高兴，写下了《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而安南君臣则“奉穿戴天朝冠服，惕然感怀”。潘辉益有诗云：“圣心覆冒视如一，朝服焜萃品在三。逐殿观光频荷眷（一作宠），清宵顾影独怀惭。幸将文字尘隆鉴，惊受冠绅沐渥覃。梵境不知身几变，且凭天宠耀南。”而武辉晋更写了一首《被带新颁冠服偶成》：“衮衣重觐热河城，盈耳钧韶去岁声。周宝频叨天九渥，虞章还窃品三荣。亦知圣眷非常得，自笑凡身几变更。正拟归装珍袭处，班堂戏舞献桃觥”。大概就是这几天里，他们与朝鲜、琉球、南掌、缅甸等使团相遇，与朝鲜文人徐浩修、李百亨、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有不少应酬与唱和(38)。（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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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朴齐家手迹（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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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各国使团启程，自热河奉旨先回圆明园待驾。在圆明园的情况大体如下：二十六日到达，到二十九日，皇帝驾到，“迎候道左”。此后的八月初一至初十，在圆明园“连侍宴看戏。每夜四更赴朝，候在朝房。卯刻，奉御宝座，王公大臣，内属蒙古、青海、回回、哈萨克、喀尔喀诸酋长。外番安南、朝鲜、缅甸、南掌、台湾生番诸使部，排列侍坐。未刻戏毕。除赏赍珍玩外，日三次赐食，二次赐饮，内品中次赐蜜品，率以为常。”其中，八月初六还乘船从御沟，经福海、苇洲，登方壶胜境(39)。初九，又到万寿山昆明湖。八月十二日，参与大典，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之后，贺万寿节的活动结束，皇帝启程，自圆明园经西华门回到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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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乾隆在太和殿，接见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安南国王、朝鲜、安南、南掌、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甚至还有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多索里苏勒坦(40)，接受他们的万寿贺表，行庆寿礼仪。安南君臣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庆典，而且特别被安排在“亲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一体行礼”。而朝鲜等国使团因为不是由国王率领，则“照例在百官末行礼”(41)。到这时典礼大体结束，所以，八月二十日，乾隆赐旨归国，“赐宴于光明正大殿。奉特宣至御座旁，亲赐玉饮”。潘辉益写诗感怀曰：“丹庭奏韶頀。恩旨从天来，礼官呼潘武。应有起出班，五中喜且惧。伛偻登殿阶……”(42)八月二十二日，安南使团“奉旨自西苑公馆登程回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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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让朝鲜使臣愤怒不已，让琉球、南掌使团生出鄙夷的安南君臣改易清朝冠服事件，就发生在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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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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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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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对于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记载“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王公百官，于八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一日止，俱穿蟒袍补服”。而所谓补服，同书卷三二六记载，亲王的“补服，色用石青，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而郡王则“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44)。本来，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自有规定，“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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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乾隆皇帝对安南国王相当恩宠，但对衣冠制度却也十分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也就是阮光平即将动身的前夜，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华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觉得很高兴，“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有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46)。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大清衣冠，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便急急忙忙下旨，痛斥福康安糊涂：“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任由手下那些“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所以非常“烦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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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对于满族贵族的权力与满族文化的主导，清代皇帝始终很注意(48)。而衣冠之制，人所共知的是，从清初入关起，他们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表示遵从大清正统，当然，也可以说这恰恰是他们受到汉族中国政治观念的影响，觉得“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政治合法性实在太重要。因此，尽管安南国王表示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但是，乾隆皇帝仍然很不放心，觉得如果放任安南国王自己采购所谓“中华黼黻”，误穿了汉服，也许会坏了规矩，所以反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若两用之，实亦无妨。着福康安酌量情形，并将所寄制蟒袍式样进呈。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若该国王原无欲改章服之意，则阮光显所购内地蟒袍，亦难改造，谅不过羡慕华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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