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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维祁是个亡国之君,虽然改易服色归顺大清,总归不能算在乾隆伟大的文治武功之中,真正要算数的,还是那场与“篡国”的西山阮氏之战,以及西山阮氏最终归顺大清的结果。关于这场战争,大清帝国不仅留下了《清实录》里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平定安南图册》这样的图像资料。据《清宫内务府造办档案》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记载,当大清与阮氏达成协议,阮光显终于到北京觐见皇帝之后,乾隆总算转怒为喜,曾经召集姚文瀚、杨大辛、贾全、庄豫、德黎明、伊兰泰等人,“用宣纸各画一张(《平定安南战图》)”,而武成殿则专门令姚文瀚、贾全和伊泰兰起稿并呈御览,画《平定安南战图》一张,“高一丈二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六寸,用绢画”(22)。显然,他是试图把它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记述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仅仅看清朝方面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由于它只是描述孙士毅率部进军的上半场,却不记载后来大败而归的下半场,观看者会以为,这是大清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的一场完胜。比如《嘉观诃户之战》中“会合夹攻,剿杀不可胜计”,“持危治乱原出正,箪食壶浆多顺迎”;《三异柱右之战》中“生擒已降复叛之陈铭柄,解赴军营正法”,“诚喜国威延世将,名勋思克有元孙”;《寿昌江之战》中,说“阮兵猝不及防,伤死不计其数”,“将领前驱众军奋,嘉其同是汉军人”;《市球江之战图》则说,“剿杀数天,生擒五百余人”,“临下居高彼颇炽,出奇制胜我成功”;《富良江之战图》更说“全军渡江,……不攻而克”,“酬忠抚顺遵王道,无事佳兵垂吉祥”。最后,历史图像突然跳到《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23),却画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光显到北京朝觐乾隆。看上去,是大清帝国高高在上接受藩属的“输诚”,保住了天朝的尊严,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为了现实考虑,以表面的“事大”换来“册封”,也就是政治合法和军事安定(24)。(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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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平定安南图册》之阮光显入赐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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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赢得清廷许和,乃是安南方面的战略主动。阮光平明白乾隆只是“视强弱为左右耳,存黎之举,非出本心”(25),一旦攻守逆转,大皇帝自然也会顺水推舟。为赢得大清帝国在政治上的承认,安南新政权只要作出“竭忠输诚”的样子就可以了,所以,阮氏并不很看重象征层面的“宗主”与“附属”、“天朝”与“小邦”的分别。虽然先行去北京觐见乾隆的阮光显并没有急于表示忠诚而改易服色,但表示忠心的奉承话却说得相当高明而且肉麻,在北京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他说,阮光平由于被大清误会,“寝食不宁,而一腔心事又无从表白”,还说“我们小国人都知敬天,大皇帝即天也,若得罪于天,则祸及其身,灾及其国”,如果“大皇帝准其投降,恩同再造,当谨修职贡,附于藩封之末”(26)。而第二年到承德贺寿的阮光平更是准备了一连串让清帝欢喜的举动。这让急于安定天下凑成“十全武功”的乾隆很高兴,在阮光显来北京时,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谁能不战屈人兵,战后畏威怀乃诚。黎氏可怜受天厌,阮家应兴锡朝祯。今秋已自亲侄遣,明岁还称躬己行。似此输忱外邦鲜,嘉哉那忍靳恩荣。”然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着明年阮光平亲自来朝见,新的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承德,祝贺大皇帝八十大寿,加上哈萨克、缅甸、琉球、朝鲜、南掌使团和蒙古亲王、西藏喇嘛、台湾生番、喀尔喀酋长,这才可以证成自己文治武功的名声不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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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来标榜的这十全武功中,安南之平定这一役得来最为侥幸。这连乾隆自己都很清楚,在《补咏安南战图六律》的序文中他就说到,安南“非如伊犁、回部、金川、台湾之始以战而终以成功也”。他虽然勉强解释成是“不战而成功”,就像“不战而屈人”一样伟大,但他也承认,一连串的偶然因素,加上“阮惠因有此过而畏罪求降”,使得“不劳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运旋转”,不是“人力所谋”而是“天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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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承德: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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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初九,安南国王终于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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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带说一个插曲。在《清史稿》中记载,阮光平到热河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记得十分简略。但有意思的是,史臣又特意补了一句,说“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29)。越南某种记载更说,到中国朝觐的不是阮光平本人而是范公治,《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四记载,这一年三月阮光平“使人朝于清,初,惠既败清兵,又称为阮光平,求封于清,清帝许之,复要以入觐,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令吴文楚、潘辉益等俱。清帝丑其败,阳纳之,赐甚厚,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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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奇特的故事也许并不可靠,阮光平确实是到了承德和北京的(31)。在中国境内,安南国王从四月十五日入关起,走了近三个月,在七月初九到达承德,比朝鲜国王李祘、南掌国王召温孟、缅甸国王孟陨派出的使团、四川甘肃土司和台湾生番代表都到得要早。从七月之后安南国王和他的使团的祝寿活动,中国方面资料并不那么详细,但幸运的是,因为有朝鲜与越南方面的资料如李朝官方的《实录》、安南使臣潘辉益的《星槎纪行》等的记载,这一过程却相当清楚。综合各种记载,可以把安南使团的行踪排列如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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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安南使团在热河行宫,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国王“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被放在很隆重的位置(33)。乾隆写了《安南国王阮光平至避暑山庄陛见诗以赐之》云:“瀛藩入祝值时巡(一作“迎”),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祗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寿(一作“祚”)永万余春。”这一天,安南的大臣潘辉益“奉御赐国王诗章,奉旨和进,奉朱批‘诗亦佳妥’”(34);七月十三日,在乾元门“奉侍御阅文武选”之后,安南使团被特别招到内殿,“经淡泊敬诚殿、入便殿,诣四知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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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奉御诗题扇颁示。恭和进览。奉赏大缎一卷,笺纸二卷,笔墨各二匣”(35)。乾隆所赐与的“冠服”包括:“红宝石顶三眼花翎凉帽一;黄马褂衣袍一副;金黄带荷包全副;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一副;纬帽一;珊瑚朝珠一盘”(36)。到第二天,朝鲜使团才到达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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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在七月十六日。这一天,乾隆皇帝“侍宴清音阁”,安南君臣经过勤政殿,诣五福五代堂。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呈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37),并请求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穿着清朝衣冠朝见,使得乾隆皇帝格外高兴,写下了《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而安南君臣则“奉穿戴天朝冠服,惕然感怀”。潘辉益有诗云:“圣心覆冒视如一,朝服焜萃品在三。逐殿观光频荷眷(一作宠),清宵顾影独怀惭。幸将文字尘隆鉴,惊受冠绅沐渥覃。梵境不知身几变,且凭天宠耀南。”而武辉晋更写了一首《被带新颁冠服偶成》:“衮衣重觐热河城,盈耳钧韶去岁声。周宝频叨天九渥,虞章还窃品三荣。亦知圣眷非常得,自笑凡身几变更。正拟归装珍袭处,班堂戏舞献桃觥”。大概就是这几天里,他们与朝鲜、琉球、南掌、缅甸等使团相遇,与朝鲜文人徐浩修、李百亨、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有不少应酬与唱和(38)。(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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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朴齐家手迹(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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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各国使团启程,自热河奉旨先回圆明园待驾。在圆明园的情况大体如下:二十六日到达,到二十九日,皇帝驾到,“迎候道左”。此后的八月初一至初十,在圆明园“连侍宴看戏。每夜四更赴朝,候在朝房。卯刻,奉御宝座,王公大臣,内属蒙古、青海、回回、哈萨克、喀尔喀诸酋长。外番安南、朝鲜、缅甸、南掌、台湾生番诸使部,排列侍坐。未刻戏毕。除赏赍珍玩外,日三次赐食,二次赐饮,内品中次赐蜜品,率以为常。”其中,八月初六还乘船从御沟,经福海、苇洲,登方壶胜境(39)。初九,又到万寿山昆明湖。八月十二日,参与大典,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之后,贺万寿节的活动结束,皇帝启程,自圆明园经西华门回到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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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乾隆在太和殿,接见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安南国王、朝鲜、安南、南掌、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甚至还有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多索里苏勒坦(40),接受他们的万寿贺表,行庆寿礼仪。安南君臣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庆典,而且特别被安排在“亲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一体行礼”。而朝鲜等国使团因为不是由国王率领,则“照例在百官末行礼”(41)。到这时典礼大体结束,所以,八月二十日,乾隆赐旨归国,“赐宴于光明正大殿。奉特宣至御座旁,亲赐玉饮”。潘辉益写诗感怀曰:“丹庭奏韶頀。恩旨从天来,礼官呼潘武。应有起出班,五中喜且惧。伛偻登殿阶……”(42)八月二十二日,安南使团“奉旨自西苑公馆登程回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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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让朝鲜使臣愤怒不已,让琉球、南掌使团生出鄙夷的安南君臣改易清朝冠服事件,就发生在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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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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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对于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记载“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王公百官,于八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一日止,俱穿蟒袍补服”。而所谓补服,同书卷三二六记载,亲王的“补服,色用石青,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而郡王则“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44)。本来,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自有规定,“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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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乾隆皇帝对安南国王相当恩宠,但对衣冠制度却也十分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也就是阮光平即将动身的前夜,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华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觉得很高兴,“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有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46)。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大清衣冠,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便急急忙忙下旨,痛斥福康安糊涂:“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任由手下那些“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所以非常“烦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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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对于满族贵族的权力与满族文化的主导,清代皇帝始终很注意(48)。而衣冠之制,人所共知的是,从清初入关起,他们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表示遵从大清正统,当然,也可以说这恰恰是他们受到汉族中国政治观念的影响,觉得“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政治合法性实在太重要。因此,尽管安南国王表示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但是,乾隆皇帝仍然很不放心,觉得如果放任安南国王自己采购所谓“中华黼黻”,误穿了汉服,也许会坏了规矩,所以反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若两用之,实亦无妨。着福康安酌量情形,并将所寄制蟒袍式样进呈。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若该国王原无欲改章服之意,则阮光显所购内地蟒袍,亦难改造,谅不过羡慕华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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