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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朴齐家手迹（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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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各国使团启程，自热河奉旨先回圆明园待驾。在圆明园的情况大体如下：二十六日到达，到二十九日，皇帝驾到，“迎候道左”。此后的八月初一至初十，在圆明园“连侍宴看戏。每夜四更赴朝，候在朝房。卯刻，奉御宝座，王公大臣，内属蒙古、青海、回回、哈萨克、喀尔喀诸酋长。外番安南、朝鲜、缅甸、南掌、台湾生番诸使部，排列侍坐。未刻戏毕。除赏赍珍玩外，日三次赐食，二次赐饮，内品中次赐蜜品，率以为常。”其中，八月初六还乘船从御沟，经福海、苇洲，登方壶胜境(39)。初九，又到万寿山昆明湖。八月十二日，参与大典，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之后，贺万寿节的活动结束，皇帝启程，自圆明园经西华门回到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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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乾隆在太和殿，接见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安南国王、朝鲜、安南、南掌、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甚至还有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多索里苏勒坦(40)，接受他们的万寿贺表，行庆寿礼仪。安南君臣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庆典，而且特别被安排在“亲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一体行礼”。而朝鲜等国使团因为不是由国王率领，则“照例在百官末行礼”(41)。到这时典礼大体结束，所以，八月二十日，乾隆赐旨归国，“赐宴于光明正大殿。奉特宣至御座旁，亲赐玉饮”。潘辉益写诗感怀曰：“丹庭奏韶頀。恩旨从天来，礼官呼潘武。应有起出班，五中喜且惧。伛偻登殿阶……”(42)八月二十二日，安南使团“奉旨自西苑公馆登程回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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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让朝鲜使臣愤怒不已，让琉球、南掌使团生出鄙夷的安南君臣改易清朝冠服事件，就发生在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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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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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对于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记载“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王公百官，于八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一日止，俱穿蟒袍补服”。而所谓补服，同书卷三二六记载，亲王的“补服，色用石青，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而郡王则“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44)。本来，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自有规定，“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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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乾隆皇帝对安南国王相当恩宠，但对衣冠制度却也十分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也就是阮光平即将动身的前夜，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华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觉得很高兴，“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有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46)。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大清衣冠，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便急急忙忙下旨，痛斥福康安糊涂：“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任由手下那些“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所以非常“烦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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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对于满族贵族的权力与满族文化的主导，清代皇帝始终很注意(48)。而衣冠之制，人所共知的是，从清初入关起，他们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表示遵从大清正统，当然，也可以说这恰恰是他们受到汉族中国政治观念的影响，觉得“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政治合法性实在太重要。因此，尽管安南国王表示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但是，乾隆皇帝仍然很不放心，觉得如果放任安南国王自己采购所谓“中华黼黻”，误穿了汉服，也许会坏了规矩，所以反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若两用之，实亦无妨。着福康安酌量情形，并将所寄制蟒袍式样进呈。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若该国王原无欲改章服之意，则阮光显所购内地蟒袍，亦难改造，谅不过羡慕华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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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身上穿着大明衣冠，心里鄙夷大清制度的朝鲜文人，一方面很瞧不起安南人这种两面三刀，为了现实利益而摒弃立场的妥协策略，在事后李朝朝鲜的官方记录中，就讽刺朝鲜君臣虽然得到“皇帝大加褒美”，但是“其人虽解文字，而貌甚孱劣，俱着戏子蟒袍”(49)。一方面又以标准的藩国礼仪而自豪，他们看到乾隆皇帝面对安南国王说，朝鲜的奏表咨文“字画整齐，纸品洁精，朝鲜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可作他国之师法”，也心中着实得意(50)。但是，当时亲见安南君臣的柳得恭，则在《热河纪行诗》中讽刺安南国王沐猴而冠，穿满洲衣冠，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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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船万舳振皇威，南国君臣叩谢归。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着满洲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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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徐浩修，不仅仔细观察了满洲衣冠制度，记载了安南君臣的改易服色，而且笔下充满瞧不起的意味。他说，他们买通了福康安，由福康安教他们礼仪与应答，面对乾隆的时候“谄鄙之态，无所不为”。他还引用和珅之子的话说，“安南人决不可深交”，就连清朝官员也在背后骂“阮光平，真逆贼”，仿佛中朝双方文人都很鄙夷安南君臣(52)。其实，这并非大清与朝鲜的同感，而只是朝鲜使臣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在朝鲜文人看来，“着满洲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政治的臣服，而且意味着文明的背叛。《李朝实录》中曾记载说：“安南内讧，厥由光平，而始既兴师问罪，旋又夺此与彼者，殊非讨有罪继绝国之道。故燕京之人，显有不平之论。”(53)其实，“不平”的更是朝鲜人。让我们看一段历史，安南、朝鲜、琉球在过去都是以大明衣冠为荣耀的，这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象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朝鲜使者李晬光，就曾经在北京见过朝觐的安南使者，他们同样承认自己奉大明正朔，所以，朝鲜使者李晬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皆着中国冠服”(54)。不仅是朝鲜和安南，就是半心半意向大明王朝输诚的琉球也是如此，1609年琉球国王致朝鲜当政的光海君信中说到“敝邦与贵国……同称臣于天朝”，他特意提到获得天朝颁赐衣冠的事情，“敝邦尔年，荷天朝颁赐冠服，袭封王爵，始能与贵国（朝鲜）缔兄弟之雅，同藩天朝”(55)。所以，到大明朝觐的琉球使者蔡坚，与朝鲜使者李晬光、安南使者冯克宽一样，也都是穿着汉族中国衣冠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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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汉家冠服，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周边藩属国的传统与规则。从明代承认李朝朝鲜以来，李朝朝鲜就有所谓“事大”策略，这种“事大”的策略成为“尊明”的习惯，“尊明”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更成为“文明”的传统，汉族的大明衣冠成为唯一的“文明象征”，甚至到了中国明清易代之后，这种“尊明”的惯性仍然支配了他们的观念，也影响到他们的习俗，所以“大明衣冠”是一种不可替换的正式冠服，这一直延续到大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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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乾隆八十寿辰的庆典上，安南阮光平君臣却改变了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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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天朝周边未必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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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君臣在承德为乾隆八十大寿贺寿时，主动改易大清衣冠，本来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可是，这一看来并不重要的改易衣冠事件，却引起大清皇帝、安南君臣、朝鲜使臣三方的紧张，也呈现了大清、安南与朝鲜在文化或政治上的角力。因此，在这个发生在朝贡体制末期的故事中，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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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易服色”也是常见的事情，但为什么衣冠辫发，在清代会成为如此敏感的问题？不仅内部的满、汉在这个问题上冲突，外部的朝鲜、安南和琉球也为此纠缠。那么，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是否一直有文化上的鄙夷？大清帝国处理“内部”秩序的手法，为何不能成为处理“外部”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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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安南与大清在这一回合的斗智与角力，体现了“朝贡国”（外藩）与“宗主国”（天朝）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与国关系，它与西方的“殖民体系”有什么不同？对于安南来说，朝贡、册封、贺寿、易服，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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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东亚诸国，以“记忆中的大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在清代有什么新变化？它是否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汉唐中华文化”之正脉（小中华）相标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这是否也导致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东亚各国的观念世界中，日益成为两个不同的形象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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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衣冠拜冕旒”，是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中的一句，呈现了他对大唐繁华的喜悦与对长安兴盛的感慨。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唐代长安几乎是一个“世界中心”，它的文化感召力对周边有很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但是，大清乾隆时代虽然依靠武力平定了周边，“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57)，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在承德的万寿盛典上，聚集了周边各国各方的使团，但它的文化感召力是否还能如同汉唐盛世？原来仰慕汉唐的东亚诸国对中国，是否还像杜甫所说的那样，“万国衣冠拜冕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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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后附《朝代间的比赛》，载杨联陞《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4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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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乾隆五十五年使团的正使是黄仁点，副使是徐浩修，书状是成种仁，这一次同行的还有朴齐家、柳得恭等著名朝鲜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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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浩修《燕行纪》卷二，《燕行录选集》上册，459页。这件事情在固执于大明衣冠的朝鲜人看来，实在是非常耻辱。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提起这件事情，还说“尝闻清入中国，天下皆袭胡服，唯区域之外自仍旧俗。乾隆时安南王阮光平乞遵大清衣制，遂允其请。赐诗崇之。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惟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见姜时永《輶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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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看本书第七章《大明衣冠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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