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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五,《续修四库全书》806册,72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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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清实录》卷一三五一,270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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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清实录》卷一三五一,270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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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这是美国近年来“新清史”研究者特别注重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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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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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23页,4828页,两次引用乾隆的赞扬,显然很是重视和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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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柳得恭《热河纪事诗》,《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4页。又,见于柳得恭《冷斋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260册,75页。另一个同时赴承德的朝鲜人朴齐家,其《燕京杂咏》则对安南国王君臣讽刺道:“战伐新开国,安南阮姓王。不关人窃笑,抄惯蛎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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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前引徐浩修《燕行纪》卷二。他对安南君臣极不信任,觉得他们很狡猾,说使团中的安南官员“虽稍解文字,而躯材短小残劣,言动狡诈轻佻”。《燕行录选集》上册,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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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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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青脾录》卷四引李晬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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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燃藜宝记述别集》卷十八《边圉典故·琉球国》,转引自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三民书局,199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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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这是琉球王国一个很长的衣冠传统,更早的例子是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使者苏世让《赴京日记》记载琉球使者“惯习华语而朝,故其言语、衣服,略似华人”。见《燕行录全集》第二卷,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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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清史稿》卷五四《地理一》,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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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2 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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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藏在罗马的一份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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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日本的明治二十八年。前一年,大清帝国在海战中败给日本,这一年又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正处在存亡之际,京城(即今Seoul)一切都很混乱。一个叫古斯塔夫·穆特尔(Gustav Mutel)的京城大主教乘乱在流失的各种朝鲜古文书和档案中,收集到一份奇特的帛书,帛书是一个自称“罪人多默”的朝鲜天主教信仰者在1801年(清嘉庆六年,李朝朝鲜纯祖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给当时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请求罗马教会保护朝鲜天主教徒的长信(1)。后来几经辗转,这一事涉十九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欧洲政治、宗教与文化互动的珍贵资料,被收藏在罗马教皇民俗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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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帛书是朝鲜“辛酉教难”即纯祖元年(1801)对天主教进行大规模打击事件中,在忠清道堤川一个叫做黄嗣永的朝鲜天主教徒身上搜查到的(见图20)。帛书长62厘米,宽38厘米,字数多达13311字。虽然这份帛书一开始自称“罪人多默等涕泣呼吁于本土主教大爷”,用的是“多默”即黄沁的教名,但从文字内容看,这是黄嗣永与黄沁、王千禧等“二三教友”的合作作品,经朝鲜官方拷问,黄嗣永承认,这帛书主要是他本人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所写的文字,所以,后来都称作“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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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黄嗣永帛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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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日本学者小田省吾、石井寿夫、山口正之等人的研究(2),现在这份帛书的背景和内容基本上都很清楚了。简单地说,这份帛书的内容有三:一是向当时在北京的汤士选报告这些年朝鲜对天主教的大迫害(特别是1801年的“辛酉教难”),二是向他陈述这一大迫害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三是向罗马教廷建议如何拯救朝鲜的天主教(3)。其中,第三部分包括如何在经济上支援朝鲜天主教,如何建立北京天主教与朝鲜教徒的联络,希望罗马教皇谕告清廷皇帝让清廷允许属国朝鲜存在天主教,以私造历书与通宝为由请求清廷在安州、平壤之间设抚按司,并以亲王监护朝鲜。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帛书中居然建议教皇以数百艘炮船与五六万兵力,开到朝鲜海滨,以武力开教。帛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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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策,可使朝鲜人奈何不得,束手从命……倘得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厉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则必然全国震骇,不敢不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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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通常的“国家优先”立场来看,这一建议几乎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求荣”;但是,如果从“信仰至上”即宗教立场来评价,它又可以看作是“大义灭亲”。关于这种复杂的价值与立场纠缠,恐怕涉及过于复杂的理论和历史,不是这里能讨论清楚的。因此,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看一看十九世纪初朝鲜、日本和中国政府面对西洋宗教的不同策略,并讨论这些不同策略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因为那个时代,尽管离被称为“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鸦片战争还有三十多年,离让日本人“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还有五十多年,离朝鲜“进入近代”的“江华岛事件”还有七十年,但是毕竟已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二百多年了。随着世界越变越小,可称为“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使得历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迫使历史学家不能不把各国史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比较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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