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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194 (52) 前引徐浩修《燕行纪》卷二。他对安南君臣极不信任,觉得他们很狡猾,说使团中的安南官员“虽稍解文字,而躯材短小残劣,言动狡诈轻佻”。《燕行录选集》上册,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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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196 (5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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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198 (5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青脾录》卷四引李晬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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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00 (55) 《燃藜宝记述别集》卷十八《边圉典故·琉球国》,转引自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三民书局,199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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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02 (56) 这是琉球王国一个很长的衣冠传统,更早的例子是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使者苏世让《赴京日记》记载琉球使者“惯习华语而朝,故其言语、衣服,略似华人”。见《燕行录全集》第二卷,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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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04 (57) 《清史稿》卷五四《地理一》,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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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09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4]
1706899210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2 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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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12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5]
1706899213 引子:藏在罗马的一份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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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15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日本的明治二十八年。前一年,大清帝国在海战中败给日本,这一年又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正处在存亡之际,京城(即今Seoul)一切都很混乱。一个叫古斯塔夫·穆特尔(Gustav Mutel)的京城大主教乘乱在流失的各种朝鲜古文书和档案中,收集到一份奇特的帛书,帛书是一个自称“罪人多默”的朝鲜天主教信仰者在1801年(清嘉庆六年,李朝朝鲜纯祖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给当时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请求罗马教会保护朝鲜天主教徒的长信(1)。后来几经辗转,这一事涉十九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欧洲政治、宗教与文化互动的珍贵资料,被收藏在罗马教皇民俗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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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17 这件帛书是朝鲜“辛酉教难”即纯祖元年(1801)对天主教进行大规模打击事件中,在忠清道堤川一个叫做黄嗣永的朝鲜天主教徒身上搜查到的(见图20)。帛书长62厘米,宽38厘米,字数多达13311字。虽然这份帛书一开始自称“罪人多默等涕泣呼吁于本土主教大爷”,用的是“多默”即黄沁的教名,但从文字内容看,这是黄嗣永与黄沁、王千禧等“二三教友”的合作作品,经朝鲜官方拷问,黄嗣永承认,这帛书主要是他本人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所写的文字,所以,后来都称作“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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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22 图20 黄嗣永帛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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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24 经过日本学者小田省吾、石井寿夫、山口正之等人的研究(2),现在这份帛书的背景和内容基本上都很清楚了。简单地说,这份帛书的内容有三:一是向当时在北京的汤士选报告这些年朝鲜对天主教的大迫害(特别是1801年的“辛酉教难”),二是向他陈述这一大迫害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三是向罗马教廷建议如何拯救朝鲜的天主教(3)。其中,第三部分包括如何在经济上支援朝鲜天主教,如何建立北京天主教与朝鲜教徒的联络,希望罗马教皇谕告清廷皇帝让清廷允许属国朝鲜存在天主教,以私造历书与通宝为由请求清廷在安州、平壤之间设抚按司,并以亲王监护朝鲜。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帛书中居然建议教皇以数百艘炮船与五六万兵力,开到朝鲜海滨,以武力开教。帛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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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26 此有一策,可使朝鲜人奈何不得,束手从命……倘得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厉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则必然全国震骇,不敢不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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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28 如果站在通常的“国家优先”立场来看,这一建议几乎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求荣”;但是,如果从“信仰至上”即宗教立场来评价,它又可以看作是“大义灭亲”。关于这种复杂的价值与立场纠缠,恐怕涉及过于复杂的理论和历史,不是这里能讨论清楚的。因此,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看一看十九世纪初朝鲜、日本和中国政府面对西洋宗教的不同策略,并讨论这些不同策略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因为那个时代,尽管离被称为“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鸦片战争还有三十多年,离让日本人“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还有五十多年,离朝鲜“进入近代”的“江华岛事件”还有七十年,但是毕竟已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二百多年了。随着世界越变越小,可称为“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使得历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迫使历史学家不能不把各国史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比较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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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30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6]
1706899231 一 从漠视到惊慌:辛酉教难前后的李朝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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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33 应该说,最初朝鲜人对泰西和洋教并不了解,只是通过燕行使臣,他们才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5)。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6)。尽管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多年中,有很多朝鲜人通过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的往来(7),渐渐对西洋有些了解,但至少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他们并不特别在意。为什么?因为毕竟那是一个遥远的异邦和一个无关紧要的宗教。因此,朝鲜的燕行使者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西洋传教士见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还接受各种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徵》等)。他们开始知道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8),也听说了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9)。他们隐隐约约地察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10)。不过,尽管是“别一天地”,但他们仍是好奇多而理解少,毕竟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他们是异端邪教,也只是在大清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他们在日本可能是祸灾,对于朝鲜来说是西洋景儿,既然是西洋景儿,朝鲜人完全可以只当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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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35 尽管早在1614年日本德川幕府禁教时,耶稣会就曾试图派权嘉兵卫(Vincent Kouom Cafioie)赴朝鲜传教,但是据说这个权嘉兵卫始终没有机会进入朝鲜,更谈不上对朝鲜宗教与思想产生影响(11)。朝鲜传统宗教与思想世界的标志性转向,应当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冬天一些士大夫(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李檗)在莺子山走鱼寺里的讨论聚会。在这次聚会上,西洋新说成了议论中心。接着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随燕行使团正使黄仁点、副使李亨元前往北京的李承熏,在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12),并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他带了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回国。此后的朝鲜不仅开始在民众中传播天主教教理,而且有一批两班士人受洗,天主教在朝鲜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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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37 可是,当天主教真的开始在朝鲜传播时,政治环境却发生了微妙变化。据黄嗣永帛书说,当时政局相当诡谲,上层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派中又再分派,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明争暗斗,在互相角逐之中,不免常常会“殃及池鱼”。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崇信邪教而下狱。接着在九年后(1794),朝廷对改信异教的信仰者下令严禁。不过,似乎正祖大王的朝廷并没有对天主教信徒真正痛下杀手,教徒们的传教热情依然不减,特别是代表西洋天主教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神父,奉命经东北的朝贡路线,潜过栅门到达朝鲜,开始新一轮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更把这一宗教信仰传到了皇室(14)。可是,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当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时,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即将一班时派尽行放逐”;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也因此被“指斥为邪党”,开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5)。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嘉庆六年(1801)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16),分属北人、老论、南人的大臣居然罕见一致地上疏禁教,金太妃下令,将原本只是关押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捕厅的教徒,统统转到专门处理叛逆罪的禁府(17),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并发布了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1802)三月,又把李家焕、丁若镛、李承熏、洪乐敏等人转押到禁府。此后半个月中,权哲身、丁若钟和姜完淑(葛隆巴)相继被捕。在这场教难中有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中国神父周文谟也在四月十九日被处以极刑。据帛书说,“斩乞,忽然大风骤起,黑云漫空,雷电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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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39 这就是后来朝鲜天主教史上著名的“辛酉教难”。李朝朝鲜官方发布的《讨邪逆教文》罗列天主教徒的罪状,第一是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第二是“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并且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18)。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正是这份黄嗣永帛书(19),因为这帛书证明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竟然“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而且还计划在中国布点,“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朝鲜官方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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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9241 经历了“辛酉之难”,十九世纪初期朝鲜的思想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尊华攘夷”、“卫正斥邪”的轨道。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仍然在两班士人心中占有绝对的地位,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知识,仍是主流思想的绝对基础,而西洋宗教带来的新信仰与新知识,似乎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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