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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前引徐浩修《燕行纪》卷二。他对安南君臣极不信任，觉得他们很狡猾，说使团中的安南官员“虽稍解文字，而躯材短小残劣，言动狡诈轻佻”。《燕行录选集》上册，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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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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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青脾录》卷四引李晬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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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燃藜宝记述别集》卷十八《边圉典故·琉球国》，转引自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三民书局，199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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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这是琉球王国一个很长的衣冠传统，更早的例子是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使者苏世让《赴京日记》记载琉球使者“惯习华语而朝，故其言语、衣服，略似华人”。见《燕行录全集》第二卷，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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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清史稿》卷五四《地理一》，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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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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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2 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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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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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藏在罗马的一份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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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日本的明治二十八年。前一年，大清帝国在海战中败给日本，这一年又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正处在存亡之际，京城（即今Seoul）一切都很混乱。一个叫古斯塔夫·穆特尔（Gustav Mutel）的京城大主教乘乱在流失的各种朝鲜古文书和档案中，收集到一份奇特的帛书，帛书是一个自称“罪人多默”的朝鲜天主教信仰者在1801年（清嘉庆六年，李朝朝鲜纯祖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给当时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请求罗马教会保护朝鲜天主教徒的长信(1)。后来几经辗转，这一事涉十九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欧洲政治、宗教与文化互动的珍贵资料，被收藏在罗马教皇民俗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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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帛书是朝鲜“辛酉教难”即纯祖元年（1801）对天主教进行大规模打击事件中，在忠清道堤川一个叫做黄嗣永的朝鲜天主教徒身上搜查到的（见图20）。帛书长62厘米，宽38厘米，字数多达13311字。虽然这份帛书一开始自称“罪人多默等涕泣呼吁于本土主教大爷”，用的是“多默”即黄沁的教名，但从文字内容看，这是黄嗣永与黄沁、王千禧等“二三教友”的合作作品，经朝鲜官方拷问，黄嗣永承认，这帛书主要是他本人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所写的文字，所以，后来都称作“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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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黄嗣永帛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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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日本学者小田省吾、石井寿夫、山口正之等人的研究(2)，现在这份帛书的背景和内容基本上都很清楚了。简单地说，这份帛书的内容有三：一是向当时在北京的汤士选报告这些年朝鲜对天主教的大迫害（特别是1801年的“辛酉教难”），二是向他陈述这一大迫害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三是向罗马教廷建议如何拯救朝鲜的天主教(3)。其中，第三部分包括如何在经济上支援朝鲜天主教，如何建立北京天主教与朝鲜教徒的联络，希望罗马教皇谕告清廷皇帝让清廷允许属国朝鲜存在天主教，以私造历书与通宝为由请求清廷在安州、平壤之间设抚按司，并以亲王监护朝鲜。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帛书中居然建议教皇以数百艘炮船与五六万兵力，开到朝鲜海滨，以武力开教。帛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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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策，可使朝鲜人奈何不得，束手从命……倘得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厉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则必然全国震骇，不敢不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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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通常的“国家优先”立场来看，这一建议几乎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求荣”；但是，如果从“信仰至上”即宗教立场来评价，它又可以看作是“大义灭亲”。关于这种复杂的价值与立场纠缠，恐怕涉及过于复杂的理论和历史，不是这里能讨论清楚的。因此，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看一看十九世纪初朝鲜、日本和中国政府面对西洋宗教的不同策略，并讨论这些不同策略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因为那个时代，尽管离被称为“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鸦片战争还有三十多年，离让日本人“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还有五十多年，离朝鲜“进入近代”的“江华岛事件”还有七十年，但是毕竟已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二百多年了。随着世界越变越小，可称为“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使得历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迫使历史学家不能不把各国史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比较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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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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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漠视到惊慌：辛酉教难前后的李朝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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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最初朝鲜人对泰西和洋教并不了解，只是通过燕行使臣，他们才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5)。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6)。尽管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多年中，有很多朝鲜人通过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的往来(7)，渐渐对西洋有些了解，但至少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他们并不特别在意。为什么？因为毕竟那是一个遥远的异邦和一个无关紧要的宗教。因此，朝鲜的燕行使者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西洋传教士见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还接受各种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徵》等）。他们开始知道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8)，也听说了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9)。他们隐隐约约地察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10)。不过，尽管是“别一天地”，但他们仍是好奇多而理解少，毕竟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他们是异端邪教，也只是在大清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他们在日本可能是祸灾，对于朝鲜来说是西洋景儿，既然是西洋景儿，朝鲜人完全可以只当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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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1614年日本德川幕府禁教时，耶稣会就曾试图派权嘉兵卫（Vincent Kouom Cafioie）赴朝鲜传教，但是据说这个权嘉兵卫始终没有机会进入朝鲜，更谈不上对朝鲜宗教与思想产生影响(11)。朝鲜传统宗教与思想世界的标志性转向，应当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冬天一些士大夫（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李檗）在莺子山走鱼寺里的讨论聚会。在这次聚会上，西洋新说成了议论中心。接着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随燕行使团正使黄仁点、副使李亨元前往北京的李承熏，在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12)，并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他带了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回国。此后的朝鲜不仅开始在民众中传播天主教教理，而且有一批两班士人受洗，天主教在朝鲜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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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天主教真的开始在朝鲜传播时，政治环境却发生了微妙变化。据黄嗣永帛书说，当时政局相当诡谲，上层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派中又再分派，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明争暗斗，在互相角逐之中，不免常常会“殃及池鱼”。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崇信邪教而下狱。接着在九年后（1794），朝廷对改信异教的信仰者下令严禁。不过，似乎正祖大王的朝廷并没有对天主教信徒真正痛下杀手，教徒们的传教热情依然不减，特别是代表西洋天主教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神父，奉命经东北的朝贡路线，潜过栅门到达朝鲜，开始新一轮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更把这一宗教信仰传到了皇室(14)。可是，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当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时，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即将一班时派尽行放逐”；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也因此被“指斥为邪党”，开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5)。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嘉庆六年（1801）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16)，分属北人、老论、南人的大臣居然罕见一致地上疏禁教，金太妃下令，将原本只是关押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捕厅的教徒，统统转到专门处理叛逆罪的禁府(17)，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并发布了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1802）三月，又把李家焕、丁若镛、李承熏、洪乐敏等人转押到禁府。此后半个月中，权哲身、丁若钟和姜完淑（葛隆巴）相继被捕。在这场教难中有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中国神父周文谟也在四月十九日被处以极刑。据帛书说，“斩乞，忽然大风骤起，黑云漫空，雷电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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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后来朝鲜天主教史上著名的“辛酉教难”。李朝朝鲜官方发布的《讨邪逆教文》罗列天主教徒的罪状，第一是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第二是“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并且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18)。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正是这份黄嗣永帛书(19)，因为这帛书证明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竟然“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而且还计划在中国布点，“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朝鲜官方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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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辛酉之难”，十九世纪初期朝鲜的思想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尊华攘夷”、“卫正斥邪”的轨道。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仍然在两班士人心中占有绝对的地位，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知识，仍是主流思想的绝对基础，而西洋宗教带来的新信仰与新知识，似乎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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