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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看宋荣培《韩国儒学百年の概况》，李承律日文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9）第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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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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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看海老泽有道译注《南蛮寺兴废记》（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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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据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的研究，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发出“伴天连追放令”之前，日本天主教徒已经达二十万人，到庆长十九年（1614）江户幕府颁禁教令的时候，教徒已经达到三十七万。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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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彼得·柏克（Peter Burke）《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中译本，台北：麦田出版，2003）第四章《设置知识：中心与周边》，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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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蛮寺兴废记》中记载当时群臣议论，就认为“我国昔日三教神儒佛已臻充分，是非分明，然邪正不明之新宗门始行，令日本近日无从辨邪正”，所以建议禁止，同上，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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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发布“伴天连追放令”，开始驱逐天主教人士。庆长元年（1596）更逮捕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九名传教士与十七名信徒，在京都、伏见、大阪、堺游街示众后，于长崎处死。十几年后即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幕府更是发布禁教令，重申日本为神国，不允许天主教传入，从京都到江户，到处关闭教堂，驱逐传教士，处死教徒。特别是在宽永十四年（1637）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九州天草、岛原之乱后，更是进行了严厉的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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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看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ぉ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第一章第四节，5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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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正亲町天皇（1560—1586年在位）两次下旨，斥责天主教为恶魔教说，食人灭国，令草木皆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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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虽然锁国时期也有像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年）、新井白石《采览异言》（1713年序）、山村昌永《订正增译采览异言》（1803年）这样有很丰富的西洋知识的著作，但是，大多著作的内容，并不涉及来自异域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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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这一历史，中文著作可参看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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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就在发生朝鲜“辛酉之难”的那一年（1801），日本最重要的国学者本居宣长去世。接下来几年，一批国学者如荒木田久（1804）、伴蒿蹊（1806）、上田秋成（1809）相继去世。1810年即文化七年，水户藩主德川治纪向朝廷献上《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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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看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第八章，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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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老泽有道《增订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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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看方豪《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响》，载《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147—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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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看王小林《从朱子学到古道论》，载《人文学报》（中坜：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2006年12月）三十期，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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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黑住真《复数性の日本思想》（东京：ぺりかん社，2006），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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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这份报告题为《讨邪逆奏文》，其中说到“忽于数十年间，一种凶丑匪类，倡为西洋之学，慢天侮圣，背君蔑父，废其祭礼，毁其祠醊，以堂岳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潜藏私书，则同符谶之术，广结女流，而有禽犊之行，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如黄巾白莲之贼，暗相物色，公肆煽动，内自国都，外至忠清全罗诸道，其说转炽，其徒实繁……所谓周文谟者，约会边境，扮作驿夫，昼伏夜行，混入国都，多年匿置，为伊等之渠帅。文谟实江南省苏州府人云。又搜检其夹持文字，有一帛书，约黄沁、王千禧，藏之衣缝，密传洋人，未果行，而被捉，通书人名字补以多默等，多默即黄沁之标号也。书中以二条画计，乞援于洋人，将欲倾覆小邦，其一曰：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其一曰：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至若周文谟事，自初逮问时，衣服言语容状，与本国人无小差殊，只认以邪党巨魁，与诸贼等并施邦刑，今于黄嗣永之供，犹不无疑信未定，真假莫测之虑。而上国人之说，既发于贼供，则勿论其言之虚实，在小邦恪守侯度之道，不敢不划即上闻，语虽烦渎，诚切披露，北望云天，陨越于下……”，载李晚秀（1752—1820）《车集》，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53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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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日），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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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正如陈莉婷概括的，“顺治皇帝因为宠信汤若望，故虽本身不了解天主教，但对天主教的发展采取宽容的态度；康熙皇帝亲政后，缘于个人对西学、西艺的兴趣，及对传教士的好感而宽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即便后来发生了令他极为不快的‘礼仪之争’，而使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转变，但终其朝并未发生地方官吏大力取缔天主教的事件；雍正皇帝虽多多少少因传教士卷入宫廷政争而对天主教无好感，但他基本上是沿袭康熙帝的旧制及采用封疆大吏及廷臣的奏请，再加上他在位不过十三年，天主教案件并不多见；乾隆皇帝则是自幼生长在禁教期间，虽然十分喜爱西洋的艺术，但并不因此而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因领土广大，且有重大军事行动，清廷对传教的活动，未能专事监督”。见陈莉婷《从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对天主教政策的转变（1644—1820）》，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此文承林丽月教授复印，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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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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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清实录》（嘉庆朝）卷一四二，951—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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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实录》（嘉庆朝）卷一四四，966—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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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书店影印1938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第九章有简明的叙述，但是他有关“雍乾嘉道之时代，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悲惨的时代”一说，恐怕值得商榷，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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