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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63 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高度问题。农民起义作为社会现实酿出的苦果，有其不可避免性，也完全值得理解，然而它确实并不处在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在明代末年，是谁体现了这种高度？对此，只要尊重事实、直面历史，都不难于回答：是新兴经济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并进而承认这一点，首先需要跳出“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将目光落实和聚焦于先进生产力这一历史大局。反之可见，这么多年由于义理之蔽，我们对自己一段重要历史，怎样认识不够、偏颇乃至严重误读。走出这遮蔽，明末历史不单自己要浮现焕然一新的面目，很可能将使中国的古代史、古代文化被重新看过。我们看见，在社会和历史的质变的刺激下，明末有了立足于自我、个体的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种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将指向何方，对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相当简单。这里先要分辨一点：“私有”的现象、现实的存在，不等于有明确、完全的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后者必以个人独立权利的认识与诉求为前提。在中国，私产的事实从春秋时代公田变私田起即已发生，但二千多年来，私产存在的事实与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的形成并不同步，原因是对私产的承认没有与个人独立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挂钩。在大一统君权伦理中，君犹父，民犹子，这种以家庭比喻国家抑或将国家缩微于家庭的解释，旨在限制社会的真正独立性，百姓万民不过是一个庞大家族的众多支系，在生活层面有自己的单元、空间，在伦理或法理上却仍归家长（君父）所有。因此，中国虽容纳了私产的事实，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国家为其私有，万民为其私有，官员薪酬取之赋税却认为自己乃是“食君禄”……但这历来的认识，在明末切切实实面临突破。黄宗羲提出新的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7]；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18]的国家；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19]。面此表述，我们该认其为中国真正发生私有观念之始；它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鼓吹的私有观念，比如蒲伯所谈“社会的正义靠自私来维系”[20]那样的意思，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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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65 这样推崇私有观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这种观念，过往一切价值都将纷然披解，伦理基石将被更换，个人或个体将就此崛起。在私有观念的拱卫下，每一位个体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从本质上说，私有观念是一种人权观，而非财产观；它所肯定和欲加保护的，远不仅只是“财产”和“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依天赋人权理当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严……只有愚民主义，才将私有观念曲解成唯独富人受益之物。事实上，私有观念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论他们是贫是富，是平凡是显赫。它让社会真正回到对个人的尊重，真正摧毁了基于权力的人身依附。极而言之，私有观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儿、身无分文的丐民，也比专制制度下腰缠万贯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得践踏，而后者却随时可能被不受约束的权力剥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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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67 私有观念不立，则平等思想无所由，平权意识无所出。黄宗羲说，君权之下，“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君之视臣如仆，臣之视己为妾，维持着一种卑怯苟且的关系，与“礼之备与不备”全无牵涉（这里，“礼”不妨换为“理”）。于是，他提出自己心中合理的君臣关系：“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21]——第一，没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应该是劳动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主仆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彼此关系，是互相依存、合作，不能一方发号施令、一方匍匐服从……假如我们对自古以来的君臣伦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惊于他的“肆无忌惮”、“犯上作乱”。过去，我们只知有李自成那样的“造反者”，现在才知道，跟黄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么。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将旧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黄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权，把它从独大、独夫位子拉下马。这不是造反，这是发动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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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69 总之，中国历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头暗揣的皇帝梦，到明末，终于有人起来将它彻底击碎了。皇帝字眼，在黄宗羲那里已彻底是负面的存在：“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2]“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类似批判，并不仅见于黄宗羲，实际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例如雍正间吕留良案，案主曾静在其《所知录》中，将过往皇帝一语概括为“光棍”，提出对皇帝“成份”加以彻底改造：“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23]此话的重点，与其说鼓吹儒者当皇帝，毋如说鼓吹“知书”方配得上治国。因为“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会讲道理、不胡来。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讲道理、不胡来的政治。对此，他们有原则，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构想。原则方面，黄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24]，权力不代表真理，权力与真理不构成等式，这与我们今人“反独裁”是同样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扼止独裁的办法，就是“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25]这里的“学校”，与现在纯粹的教育机构有些不同，或可解释为国家政治人材储备地。里面的人，既是学生身份也是未来的从政者；他们“知书”、有知识理性，当前又置身“朝堂”之外，与乌七八糟的利益无关，大致相当于有独立见解的专家型政治评议人。所以，“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样的环节即便一时谈不上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但对君权发生一定约束、制衡作用，显然是可期待的。其实更重要一点在于，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开、开启，沿此探索下去，谁能说中国人断然提不出类似代议制那样的设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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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71 所以说，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显表现在新兴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那里，而非表现于别的事情。但何其不幸，这进程却迭遭两次隔碍。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满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于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积重难返、窳败不堪、千疮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顶上，内忧与外患，都是一触即发；最终而言，明朝无论亡于李自成还是亡于满清，都应该说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则是从历史大方向来看，内乱和外侵同样扰乱了中国的脚步；彼时中国，黄宗羲以“天崩地解”[26]称之，大怀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虏”“寇”之乱非但不处于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鱼池水干，恰似黎明前本来极黑暗之际，地平线一缕曙光微微露出却倏忽消失，转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当我偶然见到“黑洞”一词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逸——当即想到，这简直就是明末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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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73 中国就此与可能的重大变革失诸交臂，令人怅惘。不过，此亦为历史所常有。对于历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义，有人待以不可知论，恐怕各有偏至。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一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有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之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验。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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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75 有时，历史兴废不由人意，我们只有仰而受之，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不知其来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错过它的教益。中国人说，往时难谏、来日可追；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往鉴今，是历史对我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历史包含各种人力难及的启迪，许多问题，我们穷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许仍不能破解，到历史中却能轻松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的宝贵，是它值得我们热诚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人类有诸多学习的途径，或者说，有许多师法的对象；在我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其中最好的两位老师，因为它们从不说谎，也几乎不会用虚离矫伪的义理误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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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77 [1]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云眉选注《鲒埼亭集文集选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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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79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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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81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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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83 [4]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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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85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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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87 [6]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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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89 [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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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91 [8] 顺便指出，所谓“五四运动”提出过“反帝反封建”口号，也纯属“错案”。学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详备的考据，相当有力地说明当时根本不曾有这口号，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经过去几年”（亦即马克思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后方才出现。文见《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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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93 [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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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95 [1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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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97 [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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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099 [12] 顾诚《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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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01 [1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续修四库全书》五九六·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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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03 [14]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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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05 [15]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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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07 [16]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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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09 [1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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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111 [1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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