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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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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3，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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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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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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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爱新觉罗·胤禛《大义觉迷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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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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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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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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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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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一生，都有没齿难忘的经历。大约1670年，已入清的计六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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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丁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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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七日”，指的是旧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换为公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叙，距其已二十余载，而计六奇落笔，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椎心泣血，新鲜殷妍，略无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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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此，盖一以创巨痛深，二与年龄有关。事发之时，作者年方二十二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大好年华。在这样的年龄遭逢塌天之变，其铭心刻骨，必历久如一而伴随终生。时间过去将近三十年，计六奇渐趋老境，体羸力衰，患有严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视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种将青春惨痛记忆付诸笔墨的欲望亦愈强烈。从动手之始到书稿告竣，先后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弗问，肆力期年，得书千纸。”[2]他曾回顾，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别寒冷，大雪连旬，千里数尺，无锡“一夕冻死”饥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黾勉坚持写作，“呵笔疾书，未尝少废”；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热奇暑，计六奇同样不肯停笔，自限每日至少写五页（“必限录五纸”），因出汗太多，为防洇湿纸页，他将六层手巾垫于肘下，书毕抬起胳膊，六层手巾已完全湿透……须知，这么历尽艰辛去写的上千页文字，对作者实无任何利益可图——因所写内容犯忌，当时根本无望付梓，日后能否存于人间亦难料定。他所以这样燃烧生命来做，只不过为了安妥自己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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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同年龄层的人，每自称“××一代”。作为仿照，十七世纪中叶，与计六奇年龄相近的那代中国人，未必不可以称为“甲申一代”。他们的人生和情感，与“甲申”这特殊年份牢牢粘连起来。令计六奇难以释怀，于半盲之中、将老之前，矻矻写在纸上的，归根到底便是这两个字——当然，还有来自它们的对生命的巨大撞击，以及世事虽了、心事难了的苦痛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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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尽量简短地陈述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要点，或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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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旧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为崇祯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祯皇帝以发蒙面，缢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龙床上不复有朱姓之人。5月29日，从山海关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3]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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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更迭只是家常便饭。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过不下数十次，1644年则不过是老戏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话总结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无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此而言，明末发生的事情，与元、宋、唐、隋、晋、汉、秦之末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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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我们有幸读过不少用这种观点写成的史著或文艺作品，一度也只能接触这种读物。对于明末的了解，笔者最早从一本叫《江阴八十天》的小册子开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写江阴抗清经过，小时候当故事来看，叙述颇简明，然每涉人物，必涂抹阶级色彩，暗嵌褒贬、强史以就。中学时，长篇小说《李自成》问世，同侪中一时抢手，捧读之余，除了阶级爱憎，却似无所获。晚至九十年代初，某《南明史》出版，当时专写南明的史著还十分稀有，抱了很高热忱拜读，发现仍然不弃“阶级分析”，于若干史实文过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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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几千年历史限定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无法不落入窠臼，使历史概念化、脸谱化。就受伤害程度而言，明末这一段似乎最甚。这样说，可能与笔者个人感受有关，所谓知之深、痛之切。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于理性的审视。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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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聚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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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藉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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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负面典型”秦始皇、“正面典型”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有人视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犹豫”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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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物另一显著特色，是“反复”：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正人君子”，忽变为“无耻小人”，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无耻小人”，转求成为“正人君子”。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钱谦益。数年内，钱氏几经“反复”，先以“东林领袖”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嘉定三屠”，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反正”，重归明朝，直至战死。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反复”，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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