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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夏受朝廷委使,与潞王直接接触,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认为“彼”(朱常淓)善于“此”(朱由崧)。这显然比东林党人并未与之打过交道而径言“素有贤名”来得靠谱。沈胤培说,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马士英的这组搭配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从钱谦益诸多表现看,事实多半将如此。直觉上我很怀疑,潞王“素有贤名”,根本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活动家们信口胡编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潞王为人如何,目的只是为弃福王、立潞王制造舆论。兵法云“兵不厌诈”,实际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厌诈”。虽然东林的政治大方向较正派,但具体策略肯定有虚有实,必要时并不拒绝耍手段。像潞王这样的人,被说成“素有贤名”,实在对不上号。他就是一公子哥儿,平时以“广求古玩”为嗜好,“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34]。福王嗜酒,沉湎梨园,是个戏迷;潞王嗜古玩,喜欢围棋,是个棋迷——两者可不是半斤八两么,何来贤愚之分?或曰,皇宫里长大,一辈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无事可做,哪个藩王能有例外?这倒真不一定。后来在福州即位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键,就不这样。当然,并不是说潞王品质有多坏,他既不曾当国,我们就无从断言(其实,连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坏”)。然而,东林党人用以扶潞弃福的那句所谓“素有贤名”,确实只出于他们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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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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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先以为东林党人不重伦序,是想择善而立,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么,这岂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吗?倒也不宜这样匆忙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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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南京燕子矶头》,作者贺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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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四月末,朱由崧渡江抵于南京,入城前泊舟于此,接受包括史可法在内的百官觐见;五月初一日离舟,在孝陵祭告朱元璋,然后入城,从东华门进入大内,正式踏上践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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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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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进士出身,有诗画之雅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的画作题材与风格多关乎林泉之致,情氛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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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正公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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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颁旨,以史可法为忠臣楷模,隆重表彰。圣旨评价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赐谥“忠正”,此图当由此而绘。画中形象,与史可法没什么关系,完全取美化态度。真实的史可法,其貌不扬,见过他的人说:“可法为人躯小貌劣,不称其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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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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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皇太极死,福临冲龄即位,以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委政于彼。清军连夺明朝两京,都是多尔衮所立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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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龙袍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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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明黄色、云纹的含意,人所熟知,有趣的是还分布着许多葫芦,最大的两个甚至居于龙冠之顶。这是因为葫芦本虽寻常物,古时却以读音谐近“福禄”、“护禄”而视为吉祥,故尊贵如龙袍也遍绣葫芦,并写有“吉庆万年”、“洪福齐天”、“吉祥”、“如意”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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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东林党人执意排斥福王的真正原因,非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那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九岁了,万历皇帝却迟迟不肯将他册立为太子。有两个原因:一、朱常洛出身不够尊贵,生母是一位普通宫女,而且是万历某日到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一时“性”起、偷偷摸摸播种的结果,不料一枪命中,搞得万历很没面子;二、万历在宫中有个最爱——郑贵妃,她四年后也生下一位皇子,不是别人,正是朱由崧的父亲、后来被李自成煮了吃的老福王朱常洵。两个原因中,第二个起主要作用。倘若郑贵妃未曾生子,平安无事;一旦得子,从此变生肘腋,恩怨不绝,把明朝一直缠到死——有朱常洵后,万历动了“私心”,想把皇位留给爱妃之子,为此朱常洛册立太子的事一直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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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国本之争”。经大臣往复相争,万历终于在二十九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等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国,唯独还把福王留在身边。这也不合祖制,照规定,亲王成年后须到封地居住,若无宣召不得来京,这既是礼法,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又经一番理论,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国问题,总算解决,于四十二年(1614)三月离京就藩于洛阳。但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反而愈演愈烈,“那时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了。”[35]之前就发生过鼓吹废太子以立福王的“妖书案”,而在福王之国翌年,又发生更具震撼性的“梃击案”——一个暴徒,悄悄潜近太子所居慈庆宫,先将守门太监一棍击倒,当冲到前殿檐下时被警卫制服,朱常洛幸免于难。此案搅得满朝大乱,揭盖子、捂盖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以万历当众宣称对太子满意、无意以福王更换之,并强行处决暴徒及其“合谋”了事。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故事。过了五年,万历驾崩,风波再起,连续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其间衅端一言难尽,根子上皆由万历之宠郑贵妃、福王而起。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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