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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夏受朝廷委使，与潞王直接接触，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认为“彼”（朱常淓）善于“此”（朱由崧）。这显然比东林党人并未与之打过交道而径言“素有贤名”来得靠谱。沈胤培说，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马士英的这组搭配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从钱谦益诸多表现看，事实多半将如此。直觉上我很怀疑，潞王“素有贤名”，根本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活动家们信口胡编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潞王为人如何，目的只是为弃福王、立潞王制造舆论。兵法云“兵不厌诈”，实际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厌诈”。虽然东林的政治大方向较正派，但具体策略肯定有虚有实，必要时并不拒绝耍手段。像潞王这样的人，被说成“素有贤名”，实在对不上号。他就是一公子哥儿，平时以“广求古玩”为嗜好，“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34]。福王嗜酒，沉湎梨园，是个戏迷；潞王嗜古玩，喜欢围棋，是个棋迷——两者可不是半斤八两么，何来贤愚之分？或曰，皇宫里长大，一辈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无事可做，哪个藩王能有例外？这倒真不一定。后来在福州即位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键，就不这样。当然，并不是说潞王品质有多坏，他既不曾当国，我们就无从断言（其实，连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坏”）。然而，东林党人用以扶潞弃福的那句所谓“素有贤名”，确实只出于他们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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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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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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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先以为东林党人不重伦序，是想择善而立，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么，这岂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吗？倒也不宜这样匆忙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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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南京燕子矶头》，作者贺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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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四月末，朱由崧渡江抵于南京，入城前泊舟于此，接受包括史可法在内的百官觐见；五月初一日离舟，在孝陵祭告朱元璋，然后入城，从东华门进入大内，正式踏上践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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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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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进士出身，有诗画之雅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的画作题材与风格多关乎林泉之致，情氛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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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正公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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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颁旨，以史可法为忠臣楷模，隆重表彰。圣旨评价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赐谥“忠正”，此图当由此而绘。画中形象，与史可法没什么关系，完全取美化态度。真实的史可法，其貌不扬，见过他的人说：“可法为人躯小貌劣，不称其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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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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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皇太极死，福临冲龄即位，以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委政于彼。清军连夺明朝两京，都是多尔衮所立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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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龙袍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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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明黄色、云纹的含意，人所熟知，有趣的是还分布着许多葫芦，最大的两个甚至居于龙冠之顶。这是因为葫芦本虽寻常物，古时却以读音谐近“福禄”、“护禄”而视为吉祥，故尊贵如龙袍也遍绣葫芦，并写有“吉庆万年”、“洪福齐天”、“吉祥”、“如意”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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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东林党人执意排斥福王的真正原因，非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那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九岁了，万历皇帝却迟迟不肯将他册立为太子。有两个原因：一、朱常洛出身不够尊贵，生母是一位普通宫女，而且是万历某日到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一时“性”起、偷偷摸摸播种的结果，不料一枪命中，搞得万历很没面子；二、万历在宫中有个最爱——郑贵妃，她四年后也生下一位皇子，不是别人，正是朱由崧的父亲、后来被李自成煮了吃的老福王朱常洵。两个原因中，第二个起主要作用。倘若郑贵妃未曾生子，平安无事；一旦得子，从此变生肘腋，恩怨不绝，把明朝一直缠到死——有朱常洵后，万历动了“私心”，想把皇位留给爱妃之子，为此朱常洛册立太子的事一直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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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国本之争”。经大臣往复相争，万历终于在二十九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等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国，唯独还把福王留在身边。这也不合祖制，照规定，亲王成年后须到封地居住，若无宣召不得来京，这既是礼法，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又经一番理论，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国问题，总算解决，于四十二年（1614）三月离京就藩于洛阳。但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反而愈演愈烈，“那时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了。”[35]之前就发生过鼓吹废太子以立福王的“妖书案”，而在福王之国翌年，又发生更具震撼性的“梃击案”——一个暴徒，悄悄潜近太子所居慈庆宫，先将守门太监一棍击倒，当冲到前殿檐下时被警卫制服，朱常洛幸免于难。此案搅得满朝大乱，揭盖子、捂盖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以万历当众宣称对太子满意、无意以福王更换之，并强行处决暴徒及其“合谋”了事。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故事。过了五年，万历驾崩，风波再起，连续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其间衅端一言难尽，根子上皆由万历之宠郑贵妃、福王而起。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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