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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视为“系朕家事”，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对者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皇权独大、绝对自由抑或主张它应受限制。围绕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是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另一条阵线则由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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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挠，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绝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到光、熹之间，准组织化的东林党隐然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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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渊源，是福王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李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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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江南数在籍臣恐福王立后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诸案，谓：“潞王立，则不惟释罪，且可邀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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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南京官场，李清置身门户之外，出言持平，他以上看法应较合于实际。至少钱谦益、吕大器二人确实表现出害怕灾祸加身的心理，以“不惟释罪，且可邀功”解释他们力主迎立潞王，是说得通的。后来，监生陆濬源疏攻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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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祸本之酷，不在流贼，而在百官；不在今日，而在四十年前。借国本为题，沽名出色，踵发不休……夫三案者何，梃击、红丸、移宫也……乞皇上俯赐宸览，知逆案之罗织，即知计典之砌陷；知梃击之朋诬，即知红丸、移宫之颠噬。且此辈自神宗迄今且矫托王言，箝制人口，此又欺蔽朋比之大端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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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心很恶，要勾起朱由崧的报复欲，但这段话将福王一家与东林党人之间四十年恩怨的根由，却交代得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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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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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陷入严重尴尬。他们高举“迎贤立贤”旗帜，假如朱常淓确系贤王，则对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师出有名。不幸，二者间并无贤愚可言，不以伦序定迎立的做法，显得毫无根据。考虑到“国本之争”以来的历史，毋宁说他们等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当初批评万历不讲伦序，而今己之所为也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可以辩解，万历出于私心，自己出于公心，但旁人却完全可以说，就事论事、从法不可废的角度看，他们选潞王、排斥福王与万历图谋改变太子地位，实质没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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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失误，源自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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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确有动机不纯的因素。总体上，东林党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历史的变革和新生，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品质、格调彼此相当，中间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机分子。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等，个人品性都铮铮佼佼、无可指摘；钱谦益、吕大器却不免质地不纯、杂厝斑驳。钱氏在弘光登极、马士英揽权后，竟觍颜投靠；吕大器则在排福迎潞方案破产后，赶紧献上马屁，以图自赎。而这二人，恰是当时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积极推动者，可见这一方案羼杂不纯动机实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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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书生气重，不懂务实。讲原则、守信念，本是知识分子的正派作风，韩愈说：“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饿死而不顾”，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员，都极重名节，鄙视滑头油脑。不过，书生气太重有时会变成硁执和狭隘，对小节斤斤计较，反而置大局于不察。关于“定策”这件事即如此。尽管有许多陈年旧账，尽管朱由崧浑身毛病，但当时情势下，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么？一言蔽之：按照伦序，福王当立。正如路振飞告诫的：“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39]这个大局不坚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对手抢去先机。只要这步棋走正，别事均可另图；反之，这步棋没走对，则满盘被动。在这一点上，史可法犹豫不决是很大的失误，他应该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抛诸脑后，当机立断，力排众议，立即迎福王于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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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黄宗羲反思此事，曾这样批评史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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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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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气蓬勃，很能体现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维。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张若想付诸实践，并不现实，毕竟还是君主体制，只能在现存伦理话语内说事、处理问题。黄宗羲的建议，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为内心处在所愿与不能的夹缝中，既不甘心拥戴福王，又深知这样做的难度。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史可法作为当局者所想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黄宗羲岂能尽知？可惜的是，尽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体会到了，却陷入哈姆莱特式迟疑，让那个马士英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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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士英拥立福王，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各家叙说多有不同。计六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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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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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强硬、最决绝的一幅图景，“必欲立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至以武力相威胁。顾炎武同样提到福王之立有军事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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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士英握兵权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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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讲述，却包含让人意想不到的情节。最奇特的是《弘光实录钞》所记：第一，抓住时机、抢“定策”之功的主意，来自阮大铖，是他“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使事出己而后可以为功”。第二，三人密议的结果，并非径以福王为目标，而是由阮大铖派手下一个叫杨文骢的赶往淮安，“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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