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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辖淮扬者驻于淮北，山阳、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隶十一州县，经理山东招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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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辖徐泗者，驻泗州（今江苏盱眙），徐州、萧县、砀山、丰县、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各州县隶焉，经理河北、河南开、归一带招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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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辖凤寿者，或驻寿，或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颍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各州县隶之，经理河南陈、归一带招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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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辖滁和者，或驻滁州，或驻庐州，或驻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合肥、六合、巢县、无为各州县隶之，经理各辖援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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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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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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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以上，“设四藩”只是一番兵力布置，看不出有何“改革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奏疏中“各属之兵马钱粮听其行取。如恢复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一句。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不过《史忠正公集》所载内容过简，读者难以尽悉其意，倘若参照一下《南渡录》所述，对相关内容何其重要，辄豁然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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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军民皆听统辖，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所辖各将听荐题用，荒芜田地俱听开垦，山泽有利皆听开采。仍听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镇额兵三万，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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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几乎分毫不差，谈迁《国榷》也大体相同。顺便说一下，我推测后二者所述均据《南渡录》。原因有二：一是李清弘光间在南京居要职，《南渡录》中事都是他亲历亲闻；二是《南渡录》成稿应早于《圣安皇帝本纪》和《国榷》，南京城破之后，李清便归隐故乡兴化枣园，杜门著述，顾炎武则参加过一段抗清活动，谈迁《国榷》虽写得早，原稿却于1647年失窃，“又发愤重新编写，一六五三年带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订”[24]，定稿起码是1653年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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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渡录》的记载逐句读下来，我们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赋予极大权力，可以说军、政、财权集于一身。不单指挥军队，老百姓也归他们管；不单管得了百姓，还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队，都被收编、统一于麾下；有权提名、建议提拔军官，虽然理论上需要督师批准，实际只是履行个手续而已；凡属荒地都可任意开垦，任何矿产都可不加限制地开采；甚至，有商业管理权和征税权，税收不必上缴而留为“军费”；最后还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动、无条件纳入该镇势力范围，而联系上面所准予的诸种权力，其中的诱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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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皇帝本纪》在“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后面，多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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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同，准世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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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句亦见于《国榷》，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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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世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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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才算完整了解“设四藩”方案，也终于接触到它比较核心的地方。不错，它的确是一个务实、周密的军事防卫计划，但这计划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态度的务实和设计的周密，而取决于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或让步。假如没有后面那种实质内容，计划制订得再好，也引不起任何兴趣。俗话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了明末这种光景，朝廷与军队之间，就是肉包子与狗的关系。不拿出相当的实惠，根本不可能调动军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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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沉吟措辞是否得当，而可径直确认：“设四藩”差不多等于封了四个独立王国，不妨分别称之为“淮徐国”、“扬滁国”、“凤泗国”、“庐六国”。唐末藩镇军事割据时代又回来了，甚至退回到汉代初年实封异姓王（韩信、英布等）那样的状态。当然，史可法奏疏未有只言片语点破这一点，它好像只是谈论军事布局，但我们看得很清楚，布局是一方面，割据是另一方面——抑或不如说，表面上出于布局，内里是为着安抚军方、努力调动他们保护国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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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示，所谓“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文武分途”那套祖制，已徒具虚名。四藩尽有其兵、尽有其地、尽有其民，可在境内行使一切权力，是某一区域内绝对统治者。而且，不单现在明确划分好的区域归其所有，将来一旦征服新地，也通通作为奖赏装入他的腰包，完全是分茅裂土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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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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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明军，软甲肥马，盔刃铮然，装备相当精良。虽然后期明军缺饷严重、纪律很坏、屡尝败绩，但明军战斗力是否如表现的那么不堪一击，也值得考虑。《祁彪佳日记》所述证明，即便在弘光间，明军练兵标准仍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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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间重要将领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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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陕西泾阳人。时为宣化总兵、密云总兵，而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武人“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