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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发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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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统帅端坐帐中，发号施令，而大将及其所属，须跪接军令。图中帐内文官画得特别高大，并非偶然，实际是对明代以文抑武、视武人为豪猪健狗之徒军事制度的形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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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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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由总兵官担任方面军司令，投入具体战斗。明初，为使将领与兵权分离，对总兵官采取临时指派的办法，遇事佩印出战，事毕缴还，故称“充总兵官”。后演为常任，而再派文官督抚节制之，形成督抚＋总兵格局。史可法开府扬州，任务就是督师四镇（四大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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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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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行进队列，文官统帅居中，武人前后左右簇拥护卫，“右文主义”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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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以文抑武，以及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工具化和边缘化，到此宣告瓦解。或者说，最终证实那套办法没有真正解决国家与武力这一难题；它一度行之有效，只是因处和平现实，未经真正考验。基本上，崇祯朝十七年都在证明这一点——剿“贼”也好，平“虏”也罢，所以节节失利，追根寻源是军事制度无法适应实战需要。统治稳固时，它能够防范养虎遗患之弊，抑阻武力觊觎威柄的风险。但好事岂能全占？一俟“有事”，却发现并非“养兵千日”就可“用于一时”，从“养”到“用”的衔接与转换，有许多因素需要把握、安排，而明朝军事制度显然并未认真、深入、细致处理好这些问题，等到狼烟四起，突然发现自己空养了数百万军队，其实却是个豆腐渣体系，安内攘外，无一堪用；末了，国都沦陷，君被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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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战乱时期已被证明全然无效的军事制度，无法再坚持下去。史可法奏疏图变，既迫不得已，也势属必然。然而不幸，仓猝间实际谈不上创新，变是非变不可，却又拿不出新的办法。怎么办？只好悄悄捡起老套子，乞助于祖制所否定甚至是严加防范的藩镇制。计六奇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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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谓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岂堂奥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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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觉得，现实地看，倒退到“古藩镇法”实属无奈，舍此并无他法可以救急；但他认为，四藩之设起码应在黄河以北，将其置于肘腋之内，太冒险了。这确实是非常要害的问题，后来弘光朝所有苦头都可说由此而来。不过，这点道理史可法不可能不明白，也不会未曾虑到，然而，一来南京防卫乃当务之急，二来若真将四藩设在黄河以北，可能吗？哪位大帅将欣然受命？这里要捎带批评一下黄宗羲。谈到“设四藩”，他对史可法很不以为然，说“君子知其无能为矣”[28]，这固然出于嫉恶如仇（参酌他对赳赳武夫冠以“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的看法），但和历来“清流”一样：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刚好相反，当局者的认识较旁观者一般都来得更清醒、准确。旁观者不担责任，话总能说得最漂亮，当局者却不能以漂亮为念，他要审时度势，言行尽量符合实际，还要顾及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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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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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者，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也。国变后，他们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规军中实力最强的四大统帅。这四支部队，黄得功镇庐州[29]，刘良佐也应驻于左近[30]；高杰、刘泽清则是“外来户”，前者由山西败溃而来，后者是从山东逃到江北。“及设四藩，杰卒驻扬，泽清驻淮，良佐驻凤、泗，黄得功驻庐。”[31]其中还有一些过节、争夺，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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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四藩的同时，朝廷还宣布给五位大帅晋爵。宁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黄得功进封侯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为兴平伯、东平伯、广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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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一个情况，一般以为“设四藩”的主意出自史可法，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议设四藩疏》肯定是史可法写的，也是以他的名义进呈于朱由崧，不过这只表明职务关系——作为首揆，相关行为必须由他出面。但意见是不是他提出，或者，是不是他的独自主张，一些记载露出其他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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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季南略》“史可法请设四镇”一条，载史可法奏疏有如下字样：“臣与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等谨议……”、“又议……”，显示有关建议是内阁集体会商的结果。《国榷》的记载有相同内容，且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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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史可法言：“昨午与诸臣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等，恭承召谕，令臣等将用人、守江、设兵、理饷各宜议定。谨议……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边。淮扬滁凤泗庐六处，设为四藩，以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分镇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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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指头一天经朱由崧召对、下旨，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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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乎意表的材料，见应廷吉《青燐屑》。史可法督师扬州，作者充其幕僚，追随左右直至扬州城破前夕，其间无话不谈，后均记于《青燐屑》一书。1644年12月2日（旧历十一月初四），崔镇，对时局备感失望的史可法回顾半年来弘光朝的经历，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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