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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使团马绍愉致吴三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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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愉，太仆寺少卿，弘光使团副使。此信除感戴清朝、称赞吴三桂与陈洪范信同，还提到要与满清“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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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国家“主权”概念，既不强烈，也不精密。申包胥的行为，置诸今日，非落个乞求外国势力干涉本国内政的骂名，古人却目为忠义救国之举，垂范后代，流芳千古。这就是为何吴三桂洞开国门、导异国之军入境这样一幅图景，在我们和明人那里唤起的联想会大相径庭。我们所想到的，大概是《地道战》“鬼子进村”中胖翻译官一类形象，古人脑海浮现的却是昼夜哭于秦庭的申包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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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只是多尔衮把吴三桂比附于申包胥，我们不妨嗤之以鼻，只当他巧舌如簧。问题在于，明朝人士持有完全相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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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一武臣耳。至割父子之亲，甘狄之俗，反仇作援，辱身报主，卒挫狂锋，逐凶逆，此申包胥复楚之举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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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包胥典故，是中国话语，不是满清话语，多尔衮不过是鹦鹉学舌，他了解这种话语在中国的正面性和有效性。而他对中国思维的理解，颇中鹄的。关于吴三桂邀清兵击退李自成，明朝果然解读为申包胥第二，是救国的忠臣，而非叛国的逆臣。他这一形象的终结，将一直等到顺治后期率军进攻云贵等地，尤其是在缅甸亲手俘获永历皇帝朱由榔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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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五月二十八日，弘光登基当月，明朝决定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劵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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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1644年8月7日），朱由崧就与满清关系及交涉等，召对内阁成员，共讨论了七件事，第二件便有关吴三桂，对他引清军入关给出四字评语：“仗义购虏”。[10]“购”，通“媾”，即讲和、和解之意。这四个字，可以视为官方对吴三桂问题的正式结论。它不单给予吴三桂本人以完全肯定（“仗义”），同时以一个“购”字，追认和确认吴与满清的合作，符合朝廷的意愿。稍后，朝廷向北京派出高级使团，使命之一，正是当面嘉奖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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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退回明朝语境，吴三桂头上非但没有“卖国贼”帽子，反倒顶着“忠义”的光环。他的汉奸地位是以后形成的，是历史话语转换中重新叙述的结果。这个例子说明，在不同时代，历史视阈之别可能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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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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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未受谴责反被褒扬，只是现象。现象都有其根由，如不从根由上求解，我们对当时许多事情，都摸不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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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我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古代宗法关系中，“朕即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家长。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危我君父”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而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它出兵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将其赶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庙社坛继续为其所窃据、凌辱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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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自崇祯即位之初，虏、寇就并为两患，明朝久为两者同时夹攻，但此时此刻，明朝的仇敌是“寇”，不是“虏”。对于后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没有理由视为敌人。就好比父亲被人害死，自己没有能力雪恨，多亏一个邻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末了自己反对别人怒目相向，这叫什么？这叫“以怨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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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任何现代人岂但接受不了，更觉匪夷所思。笔者并不例外。我在此娓娓述之，绝不表示认可。作为经过民主思想熏陶过的我们，对君父至上、爱君甚于爱国的是非观，只能斥之“咄咄怪事”。但是，回到1644年，这种是非观不仅不是“咄咄怪事”，反而无比真切，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指导判断，决定言行。而且，不单明朝的态度为其左右，满清当局的举措同样处处以此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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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获致权力合法性。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时，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自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贼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北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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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即多尔衮1644年8月28日（旧历七月二十七壬子）致信史可法时，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责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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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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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掊击福王登基一事，称为“俨为敌国”之举，威胁就此“简西行之旅，转旆东征”，乃至不排除与闯军合作，“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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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多尔衮此信蛮横霸道，有些内容很是无赖，然而却不能否认，在伦理上它无懈可击。这一点，明朝方面也无力辩驳。史可法复信就不得不说，满清入京后一系列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半跪，单膝着地）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12]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上疏，议及多尔衮之信，颇感其先声夺人，令本朝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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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卤有谩书，以不葬先帝、不讨逆贼为辞。使彼果西入，而我诸镇无一旅同行，异日何以藉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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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多尔衮捉刀的，显然是汉族文士[14]，对礼教条理谙而熟之，所谓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用中国纲常质问明朝，刚好捏住后者软肋。明朝虽然首都为其所占，国土为其所分，一时间，却好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且不说南京自身有成堆的问题，局如乱麻，就算它政治清明、可以有所作为，只怕暂时也不便以清为敌，行“恩将仇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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