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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不等于满清问题在明朝政治中销匿无踪，它仍然有所浮现，从部分官员个人的议论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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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汝霖得知满清觊觎山东的动向，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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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卤骑南下，山东诸郡岂可轻委？南北诸镇非乏雄师，不于时渡河而北，或驻临济，或扼德河，节节联络，断其来路，直待长驱入境，徒欲一苇江南，公然向小朝廷（蔑指满清）求活乎？且闯贼遁归，志在复逞。及今速檄诸镇过河拒守。一面遣使俾卤回辕，然后合五镇全力，分道西征。或如周亚夫之入武关，或如王镇恶（东晋名将）之溯渭水，直捣长安，出其不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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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国榷》，六月初三乙未（1644年7月6日），“清以故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22]熊汝霖所说“近闻”，盖即此事。北变后，山东、河南实际已成瓯脱，即使李闯退走西部，明朝也未采取实质性动作回归其间。如今，满清先下手了。际此事态，熊汝霖认为朝廷必须有所表示与决定。他的思路，先防满、后击闯。通过主动进军黄河以北，令满清知明朝实力犹存、未可轻犯。然后以主力西征，捣李闯老巢。对此，他总结为一句话：“杀贼可以灭卤。”我们看到，这虽是一道要求重视满清问题的奏章，但“杀贼可以灭卤”之论表现出，当时明朝深为有关复仇的伦理顺序所限，而与现实本身的缓弛相拧相反。“杀贼”明明不能“灭卤”，比较明智和现实主义的做法是，借“卤”杀“贼”，枕戈待旦，“贼”尽之日，悉出精锐杀“卤”。这是可能实现的方案，但当时明朝既无此雄心，思维方式也跳不出伦理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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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明朝此时处境确实头绪繁多，左支右绌，难以兼顾。吏科章正宸说：“今日形势，视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而悍将骄兵，漠无足侍。”[23]所谓三面受敌，是指北直满清、晋陕李闯和楚蜀张献忠，较四面楚歌相去不远。理论上不难设想种种进取方案，落于实际，就发现难以万全，更不必说明朝还是那样一盘散沙的状况。因此，刘宗周提出的“北拒卤，西灭寇，南收荆楚”[24]十字要点，看上去相对恰当、平实，实行起来仍属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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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身在前方、受命巡抚河南的凌，总算提出了较为务实的对清策略。当时，朝廷主张不明，而凌虽职任在身，却是光杆司令，无兵无钱，所谓“不藉尺兵，不资斗粟，徒以忠义激发人心”[25]。有鉴乎此，凌建议从根本上调整对清策略，并相应调整军事布置。他首先指出：“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然使彼（满清）独任其劳而我兵安享其乐，恐亦无以服彼心而伸我论。”此亦多尔衮所质疑、羞辱明朝者，凌认为从道义上这说不过去。但他进而指出，事情不止关乎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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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日计，或暂借臣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名为西伐，实作东防，俟逆贼已平，国势已立，然后徐图处置。若一与之抗，不惟兵力不支，万一弃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祸必中江淮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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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真正触及政策导向层面，而非头痒挠头、脚疼揉脚。思考方向正确，头绪理得较顺。基点是“权通北好”，与满清暂缔联合；联合的目的，不仅是先解决李闯问题，也以此安定明朝防务，引满清西向，“然后徐图处置”；若不如此，在尚未准备好的当下与满清相争，是徒然引火烧身，非明智之选。这构想是否一厢情愿，还要看满清的态度。但它本身立论，应属情理帖然，明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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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建言未见采纳。原因首先显然是，主政者心思根本不在此，而诸镇武臣则大多无意于北进。其次，谈迁在《国榷》里提到：“清虏命李建泰招谕凌，授巡抚。阳受之，以闻。”[27]凌“或暂借臣便宜，权通北好”之言，似即指此事。朝廷是否就此对凌有所猜疑，亦未可知。当然，凌的忠诚毫无问题，后来清兵渡河，他于城破时自经殉国，相当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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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更加直接——此时，朝廷已就对清政策形成预案，在此情况下，凌的建议自然不再有考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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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对清政策的出台，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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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登基，南都大局既定，有关北事，久无片言。朝中相持不下、往复争讼者，全在党别派系。持续瞩目、跟踪满清动态的，仅史可法一人。他受“定策首功”马士英排挤，在朱由崧即位第三天（五月十八日乙巳），即于御前陛辞，开府扬州，督师江北。置身前线，或许是他认识较为切实之故，但更重要的还是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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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满清开始有所动作，向山东派遣巡抚。史可法很快向朝廷报告，指出：“恢复大计，必先从山东始。”提出派巡按御史王燮可至山东。对此，《国榷》仅记“章下吏部”，没有下文。[28]六月末至七月初，满清异动频频，“清虏易我太庙主，奉高皇帝主于历代帝王庙”（将朱元璋牌位请出太庙），“清虏命李建泰招谕凌，授巡抚”，“清虏命固山额真同平西王吴三桂下山东”，“清虏下青州，东昌、临清皆降”。[29]史可法的应对，是支持山东的民间抵抗。他请朝廷对“山东倡义诸臣张凤翔等”予以委任。因为是空头支票，这次，朝廷不感到为难而爽快同意，“命次第擢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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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于分散的措施，史可法最关心的是方针大计，而这竟迟迟阙如。他以一道《款虏疏》[31]，专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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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之”，《中兴实录》作“虏”）以破贼，或云借之（同上，原为“虏”）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辽东都指挥使司宁远卫，今辽宁兴城）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指李闯），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敌兵（《中兴实录》作“今胡马”）闻已南来，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北兵至河上，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见敌强（《中兴实录》作“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行之无望耶？乞敕兵部即定应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称谓，速行覈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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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疏《史忠正公集》未著日期，依《南渡录》，当写于六月下旬[33]，从某些内容（如“音耗杳然，未审孰是……则势必随以入关”）看或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