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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廷状态如此，史可法却没有放弃。他权当先前建议已获默许（确实也没有遭到否定），而自行准备。从所见材料看，南京主事者从未对他的准备工作给予任何实质的支持，但他一直都在积极筹备，纵然只是孤旅一支，纵然只是象征性地表示明朝采取了行动，也要将它变成事实。八月十八日，他向朝廷报告“将北伐”，“命申纪律”[50]，九月初二，请求正式进军，但被以等待和谈结果为由，下令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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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史可法曾多次敦促。九月二十六日，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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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日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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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一河之隔，满清大张旗鼓展开接管，自己却只能干瞪眼。十一月十二日，他愤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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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自三月以来至于今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大仇数月，一兵未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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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未加”四个字，道尽悲哀。《史忠正公集》还载有《自劾师久无功疏》，用强烈自责的方式，揭露朝事之空洞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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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无才，谬膺讨贼，亦谓猛拌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赞中兴之治。岂知人情未协，时势日艰，自旧岁五月出师，左拮右据，前疐后跋……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暓，忧郁日沈，疾病日加，深叹于寸丝之莫酬，而万死之莫赎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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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疏上于何日，未得其详，而据疏中“今受命十月，一旅未西”来看，时在乙酉三月（1645年4月）。这时，清兵已渡过黄河，“破蒙山，逼归、徐，江南震恐”[54]。面此局势，史可法抚思所来，内心岂不创巨痛深。《史忠正公集》所载最后一道奏疏，作于左良玉军变后，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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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报北兵……臣提兵赴泗，正思联络凤泗，控守淮南，不意复有上游之警（指左军之变），调臣赴庐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发难无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势未必即东下，而北兵南来，则历历有据，声势震荡，远近惶骇。万一长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带，无一坚城，其谁为御之？不知士英何以受蔽至此！[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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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奏章发出不久，扬州告破，史可法罹难。纵观前后全过程，明朝可谓未用史可法一言，而史可法则是眼睁睁看着国家怎样一步一步毫无作为地走向灭亡。《南疆逸史》为之概述：“可法受事数月，疏非数十上，皆中兴大故，言极痛愤，草成辄呜咽不自胜，幕下士比为饮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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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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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起见，作一点说明：史可法说，终弘光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严格讲亦非事实。实际上，曾有一支明军主力正式向西北挺进，并抵于黄河南岸的归德。这支军队，便是四镇之一兴平伯高杰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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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其人，原系李自成旧将，后归降。国变中及弘光伊始，他形象很坏，参与马士英拥立朱由崧的行动、在扬州荼毒百姓、又与靖南侯黄得功大打出手。他是地道的一介武夫，粗暴勇狠，天生草莽气质。但此人内在品质其实相当纯正，我读他的故事，不期想起鲁智深。当时鲁提辖经赵员外介绍，到五台山出家，众僧见其凶恶，皆不欲留，独智真长老曰：此人根性至正，将来“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57]。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于高杰。史可法督师江北后，苦口婆心做诸将工作，最终被感化的只有高杰。以后的高杰，脱胎换骨，判若两人，直到去世，他的表现称得上义薄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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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可法影响下，高杰很快与其他诸镇从思想和行为上划清界限，跃出污泥，独濯青莲，凡大是大非都能站到正确立场。他是弘光大帅中唯一胸怀恢复大志且能付诸行动的人。七月，朝廷打破对清政策之沉默不久，他就托监军万元吉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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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闻两寇相持，欲乘机复开、归（开封、归德），伺便入秦，夺其巢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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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挺进开、归的军事计划，在他心中存之已久。八月二十四日，史可法代他再次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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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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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高杰曾致信清肃王豪格，写得光明磊落、满纸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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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闯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予心。大仇未报，山川俱蒙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杰猥以菲劣，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血忠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意额祝复我大仇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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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的转变，有如周处第二，令人称奇。他从驱赶大军蜂拥南下，一心一意找个安逸富庶之地安顿家小、苟且偷生，到拔地而起、仗剑而行、倾巢北进——且是在无任何后援的情况下毅然前往——其大悔大悟，令人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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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61]“明年正月，杰至睢州。”睢州即今河南睢县，在归德（今商丘）以西约四十公里。驻于此地的明总兵许定国，与高杰有旧隙，高杰自归德出发前曾与之修好，“贻定国千金、币百匹”[62]，由是不备。乙酉一月十二日，许定国设计杀害了高杰，然后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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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闻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复图也。”[63]南京只有一个高杰。斯人既亡，厥无其继。高杰的出现，其实是个意外。是史可法感召力与高杰品性相互激发、耦合的结果，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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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高杰并未真正投入作战，但毕竟明军一支劲旅已经到达前线。就此而言，不加一兵、一旅未西的说法，似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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