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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个疑问：高杰北进究竟有无旨意？疑问的提出，是因为从基本材料看，在“恢复”问题上，南京当局始终扮演阻挠、刁难角色。这并不表现为言语上的明确禁止（与责任和道义相拗），却实质性地从物质和行动上给以掣肘。比如派饷一事，史可法唇焦舌敝、再三索讨，迟迟不予兑现。为此，素来任劳任怨的史可法，终于少见地发了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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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知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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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八月的事情，到十一月份，据其下属应廷吉说，“额饷虽设，所入不敷所出”[65]。虽发下一些钱粮，却根本不够用。史可法只好另筹，包括屯田甚至亲自求人捐献。例如有朱姓巨富，“公虑经费不足，辄造其庐，请助饷万金以塞众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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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大军北行，肯定需要足够的军费，但我们却未发现朝廷曾针对这一行动予以拨给的记载。其来源，可能是高杰驻扎江北数月来自征所得（建四藩时，有诸镇可开市征税的许可），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应廷吉说，史可法动员朱姓巨富捐饷未果，后来高杰也找上门，他可不那么客气，采取了打土豪方式，“追赃数十万，减至四万”[67]，似乎弄到一些，但也没尽如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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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军费须自筹补充，进军的指令，我们推测也与南京无涉，而是史可法以督师名义自行下达。这虽属推测，却有侧面的旁证——左良玉兵变后，马士英尽调江北兵力对付左军，连史可法直接指挥的区区几千人也不放过（参阅前文所引史可法《请早定庙算疏》）；可见，依南京主政者的本意，绝不乐于见到一兵一卒远离近畿。高杰所部，在四镇中战斗力首屈一指，对马士英来说，将这样一支主力部队派出远征，可能性完全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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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使分析得不错，高杰西进大概是在自筹军费基础上，经史可法个人毅然拍板而来的行动。如此说来，史可法坚称朝廷不加一兵、一旅未西，某种意义上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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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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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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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国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尽。然而，它什么也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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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拥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区域、最先进的生产力，论有资格打仗与打得起仗，无人能及。然而，从头到尾它没打过一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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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尽然。它打过仗，一场大仗。却并非对外，而在自己内部，聚集数十万兵力、满腔热情打了一仗——同时也是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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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弘光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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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当中，对为己复仇的某方，如前所说基于道义或策略的缘故，暂不招惹，也还罢了；奇怪的是，对明明有血海深仇的另一方，也不加一矢，让别人“全权代理”，自己却只作壁上观，俨然看客，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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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法理喻的一幕，除了甘坐等死，委实没有其他说得通的理由。然而，求生不是本能吗？就算濒死，凭着本能也总要挣扎一下。可弘光朝却仿佛懒得挣扎，抑或不屑挣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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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登基满两个月时，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对时事加以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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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来，闻文吏锡鞶（“锡”通赐，“鞶”为官员腰带，这里指升官）矣，不闻献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闻老成隐遁矣，不闻敌忾；闻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发。如此日望兴朝之气象，臣知其未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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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弘光朝现实的基本图景，从开始到结束，一以贯之、从未稍变。朱由崧登基两个月如此，一年后还是如此。而且，这样的状态无须敏锐才能发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类似章正宸那种批评、提醒、谏劝的奏章，不断涌来，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任何触动，朝政宛若一潭死水，纹丝不动，形同鬼域，寂蔑得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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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确实朽烂透顶了，已无一丝可致振作的气力。但又不尽然。我们分明看到史可法、左懋第、凌、高杰、祁彪佳诸人的存在，他们所体现的精神力度，不必说在明末，置诸任何时代，都是可以撕裂夜空的闪电。国变以来，明朝并不缺乏伟岸人格，并不缺乏英雄传奇，并不缺乏滚烫心灵，我们甚至要说，从弘光到永历，明朝整个最后尾声阶段，这种人和事的涌现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多。然而，那些悲壮、惨烈的故事，似乎只是见证了个人品质的优卓，对于时代，对于历史整体，却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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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世观察者，我们感觉到一种吞没，一种虚空，一种无解之死。在我们眼前，明末展示出来的黑暗，远远超越了黑夜的层次；它是黑洞——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从中逃逸。关于明朝的灭亡，至少笔者无法看成外族入侵的结果。它消失于自体内部一种浑沌、无形却能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历史上，当黑暗积累得太久，就能够生成这样的自我毁灭的能量，而外部的推动，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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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阳予倩《〈桃花扇〉序言》，《欧阳予倩全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43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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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本，1962，第0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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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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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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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