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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揭一文，本身实在谈不上立意诚平，岂止危言耸听，即向壁虚构、捕风捉影之处，亦复不少。比如，说阮大铖在皖“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以至“凡大铖所关说情分（请托说情），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情浮于辞，有夸张之嫌；又说，阮大铖是因在老家触了众怒、小命难保，“乃逃往南京”，其实阮大铖躲避的是战乱；又说，阮大铖交结之人杂乱不堪、形迹可疑，暗示其中有“闯、献”奸细，言之无据；还说，“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39]不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而，我们若视之为明代的“大字报”，也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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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瑕疵，我们不予讳言，但要从中把握历史方向，立足根本，鉴别是非。有学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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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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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揭其文，确实不好。但文章不好，不等于事情做得不对。阮大铖心怀仇怨，这连他的朋友张岱也不否认，他的“交结朋友”绝不是什么“极平常的事”。至于以“公子哥儿”一语括定复社诸人，将他们对阮大铖的斗争，悄悄归结于“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读此，令人唯觉无语。乙酉之变后，清兵南下，恰是这些“公子哥儿”，或战至死，或为国自尽，而那个阮大铖却溜之大吉……可见论人论世，不能一叶障目，必得瞻前顾后、看到整体。复社诸君，在公揭一文中有其不可，于整体或大节却无愧历史；阮大铖刚好相反，1638年某种意义上他是“受害者”，但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免其“祸国者”恶名。吴应箕抗清“慷慨就死”（《明史》语）后，有个朋友在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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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卿将一羽轻，齐山真共首阳名。乾坤此日犹长夜，枉使夷齐号劣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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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就义了的吴应箕，将阮大铖彻底变成一根羽毛，也暴露着整个世界的黑暗——作者在诗末讽刺性地注道：“时移文称次尾劣生”。恰恰是这么一个捐躯者，被官方文件以“劣生”相称，黑白颠倒若此。可惜，作为后世治史者，有人也重复了这种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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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我们虽称《留都防乱公揭》为明末“大字报”，觉得复社精英的做法与表现，让人油然想到“革命小将”，但切不能忽视时间的不同。相似的情形，发生于十七世纪初与发生于二十世纪后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万马齐喑、暮气沉沉，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老路上已山重水复，精神如“铁屋”（鲁迅），文化如“酱缸”（柏杨），人格如“病梅”（龚自珍），当此情形下，复社的青春、躁动乃至孟浪，正是新的血液与生命，至少闪出一条歧路，走下去，虽不知如何，但总不是徘徊于老路，总能给人遐想的余地。无论如何，最不应该用二十世纪的语境估衡十七世纪的事情，如果仅因偏激、过火一类字眼浮于脑海，便将复社与二十世纪某些现象同质化，我们恐怕既脱离了历史，也解除了判断力。情绪或方式似曾相识，不代表性质相同。复社是自发、自主现象，是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是旧格局变革的先声，不是“奉旨造反”，不是“导师挥手我前进”，不是“三忠于四无限”。前者使我们难得地领略一缕“青春中国”气息，后者却让人痛切品尝了沉重与呆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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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孔尚任是从青春气息去体会、捕捉那段往事，否则，他不会将剧中一切提炼成“桃花”的意象。他与剧中人，时代相近、语境相同，我们宁愿信赖他的感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十七世纪上半期，以一个自我砥砺、奋发进取、蒸蒸日上的青春知识群体崛起为标志，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明显引入新的因素，桃花一度灿烂。可惜这脆弱春光，难禁关外寒流长驱南来，使我们无缘见它如何生长，进而结出怎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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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防乱公揭》后，还有一次交锋，乃至上演肢体冲突。事见《桃花扇》第三出“丁”，笔者涉猎未广，没有找到有关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叙事皆有所本推之，这样重要的情节，应非出于孔尚任的杜撰，读者中高士倘知出处，幸为指点。我仅于祁彪佳（那时他在北京任职）稍后日记（四月初六）里，看见一笔“时因江南所用之人，风波甚多，而碍手不少，连日与毛禹老商之未决。”[42]不知此番学生闹事，是否也在“风波甚多”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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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时间，剧本注明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确切，更显得作者有所本。不过，月份上也许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剧中讲得清楚：“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43]亦即故事发生在丁祭日。考明代制度，朝廷规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44]，即每年有两次祭孔大典，分别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个丁日（一般每月有三个丁日）举行，故称“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应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个丁日，具体在癸未年（1643），则为二月初三日（公历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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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164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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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文庙亦即孔庙，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庙。丁祭，既是国家大礼，也是学子向先师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庙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学生来主持的。”[45]若在地方，由府、州、县学的学生参加，北京、南京两都，则为“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明代最高学府，“永乐元年始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46]学生主要由郡县学每岁拣选而来，规模庞大，“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47]，不逊于任何现代大学。故而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庙是怎样一番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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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前来参祭的复社诸人，意外地与阮大铖撞个正着。戏中写道：“［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吴应箕，那个“惊”字有讲究。此时距《留都防乱公揭》已历五载，五年来“闭门谢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销声匿迹，不怎么抛头露面的；谁知道眼下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日子和重要场合，作为“公揭”的始作俑者，吴应箕岂止意外，更将惊其大胆，所以紧跟着有一句：“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而阮大铖这样回答：“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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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言语相撞，争着争着，阮大铖形只影单、难敌众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骂：“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这一骂不要紧，四周全是毛头学生，“轻薄新进”、“放屁狂言”岂不触了众怒？大家齐齐指定了他道：“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于是围上来，一顿饱打。那阮大铖养得一口好髯，人称“阮胡子”，此番正好成为袭击目标，“把胡须都采落了”；然而这只算轻伤，打到后来，阮大铖唱道：“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腰。”[49]，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坏了。阮大铖见势不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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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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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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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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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门户”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