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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在场者”。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非予所闻见，不录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对某一方“不尽是其言”，对另一方也“不尽非其言”。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记注邸钞，多遗多讳”，私家“传记志状，多谀多误”，《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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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52]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53]，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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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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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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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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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事，线索概如《幸存录》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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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首以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刘宗周，官左都御史）以疏争，士英、大铖内用群珰（太监），外用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遂不可制。贿赂大行，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时以拥立怀异心，并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连比成案）者。……而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者，不啻人头畜鸣。又，拥立操异论者不过数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纠必欲以此诬入之。如妖僧等事，几起大狱，卒致左帅（左良玉）以众愤，有清君侧之举。士英尽撤劲兵以防左帅，敌已至维扬（扬州），而满朝俱谓敌必无虞，且欲用敌以破左（左良玉），一时有识者谓乱政亟行、群邪并进，莫过于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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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因后果以及层层递进的关系，讲得有条不紊，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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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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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戍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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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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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的，“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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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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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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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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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曰：“满朝大半东林，一会议，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岂臣曾受大铖贿耶？望陛下独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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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人多以为古代皇帝权大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实际并非如此。帝制中国，尤其在明代，法度颇严；至少就制度层面说，皇帝面临诸多限制，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许还不及后世。比如任用官员，明代严格规定权在吏部，吏部负责铨选，必要时经群臣公议，绝对不可以“出于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一个重大原则，虽然也屡有破坏，但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总会引起朝臣强烈抗议。马士英“望陛下独断”一语，公然违反国家制度。它只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现实，要么赶上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要么赶上一个身不由己、懦弱无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属于后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朱由崧在马士英面前直不起腰来，只能默认后者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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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阮大铖恢复冠带之后，马士英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实质性地解决他的职位。直接或者表面上的原因，是“举朝大骇”，一片反对之声。朱由崧接见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后十多天，抨击阮大铖的奏章接连不断，而辅臣高弘图等纷纷乞休。[60]李清则提供了这种说法：“时马辅士英谓大铖冠带已复，且因荐丛议，意稍懈。”[61]似乎在马士英看来，为阮大铖争取到恢复冠带的待遇，已经算对得起他，加上反弹如此强烈，马士英也觉得犯不上为了阮大铖树敌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然而，在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况下，忽传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2]。李清揭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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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传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从安远侯柳祚昌言也……说者谓李司礼承芳发南都时，因失势无与交者，独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传升，实系承芳，士英不知也，颇惭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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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阮大铖真是厉害，无须马士英，他照样搞到“中旨”。一位侯爵为他提案，司礼监太监则帮他讨得旨意，人脉遍于内外；这也有力证明，避难南京以来他对打通关节所下的苦功，复社的警觉绝非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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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与阮大铖之间，并非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一点，对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东林—复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谈不上加以把握、从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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