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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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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戍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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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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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的，“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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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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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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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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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曰：“满朝大半东林，一会议，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岂臣曾受大铖贿耶？望陛下独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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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人多以为古代皇帝权大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实际并非如此。帝制中国，尤其在明代，法度颇严；至少就制度层面说，皇帝面临诸多限制，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许还不及后世。比如任用官员，明代严格规定权在吏部，吏部负责铨选，必要时经群臣公议，绝对不可以“出于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一个重大原则，虽然也屡有破坏，但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总会引起朝臣强烈抗议。马士英“望陛下独断”一语，公然违反国家制度。它只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现实，要么赶上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要么赶上一个身不由己、懦弱无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属于后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朱由崧在马士英面前直不起腰来，只能默认后者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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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阮大铖恢复冠带之后，马士英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实质性地解决他的职位。直接或者表面上的原因，是“举朝大骇”，一片反对之声。朱由崧接见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后十多天，抨击阮大铖的奏章接连不断，而辅臣高弘图等纷纷乞休。[60]李清则提供了这种说法：“时马辅士英谓大铖冠带已复，且因荐丛议，意稍懈。”[61]似乎在马士英看来，为阮大铖争取到恢复冠带的待遇，已经算对得起他，加上反弹如此强烈，马士英也觉得犯不上为了阮大铖树敌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然而，在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况下，忽传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2]。李清揭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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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传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从安远侯柳祚昌言也……说者谓李司礼承芳发南都时，因失势无与交者，独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传升，实系承芳，士英不知也，颇惭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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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阮大铖真是厉害，无须马士英，他照样搞到“中旨”。一位侯爵为他提案，司礼监太监则帮他讨得旨意，人脉遍于内外；这也有力证明，避难南京以来他对打通关节所下的苦功，复社的警觉绝非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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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与阮大铖之间，并非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一点，对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东林—复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谈不上加以把握、从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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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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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从上台到翌年满清兵临城下逃往浙江前，总共就干了两件事：贪腐和构陷；两件事都干得很有力度，很疯狂。李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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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司马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尝语沈都谏胤培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半饱私槖耳。但命纳银若干于官，欲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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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自己受贿，还公然主张国家通过受贿扩大财源。在他带领下，弘光朝贿风大炽，至如夏允彝所说：“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官场上的一切，无不用贿赂来解决。回想《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攻击，此刻阮大铖以实际行动，坐实了某些当初似乎危言耸听的指责，比如，“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贪腐，显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显然也是利用政治腐败、权钱交易而来。他是此一游戏的老手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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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容主要是党争，故对阮氏的贪腐问题不拟着墨很多。在贪腐与党争两件事情之间，前者调动了他的欲望，后者则调动了他的感情。对于贪腐，他是顺应本能去做；对于党争，他则倾注了巨大的爱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疯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贪得无厌去攫取钱财，实在不可理喻）；而在爱憎中，他展示了专注、智慧、严密和深刻，让人见识到他的政治头脑和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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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坛并未使他彻底翻身、扬眉吐气，对他来说，若要如此，必须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钦定，当年，崇祯皇帝曾以亲手烧毁阉党文件《三朝要典》的行为，警示逆案决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也不便矛头直指崇祯皇帝。这时，他绝顶聪明的脑瓜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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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辅士英以荐阮光禄大铖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语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于是士英疏攻从逆光时亨、龚鼎孳、周钟等，大铖教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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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员投降归顺；同时，李政权也以“大顺”为号。不是骂我“逆案”吗，我就给他来个“顺案”。难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别，尽得风流，真是神来之笔、绝妙好对：逆、顺成偶，我逆彼顺——然而，到底谁是真正的“逆臣”，请试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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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为“顺案”首要的三人，是崇祯末期极活跃的“清流”大名士，当时俱以正人自居，城破后却“认贼为父”。三人中，除周钟外，都算是敝同乡，也即阮大铖同乡；龚鼎孳合肥人，光时亨桐城人。龚鼎孳和周钟的行径相对确凿。龚氏先降闯、再降清，后在清朝官至尚书；周钟据说曾向李自成上《劝进表》、代草《下江南策》，中有“独夫授首，万姓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66]等语，马士英的奏疏称：“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骤马于先帝梓宫（棺木）前，臣闻不胜发指。”[67]光时亨据说曾力阻崇祯南迁，而城破后又“躬先从贼”[68]；但后有不同材料说明他是被诬陷和冤枉的，清末，马其昶先生说：“公初堕陴（城墙），及自经、投河，屡死不得，卒殒命于奸人（指马、阮）之手，事既已验白，而野史诬载，至今犹被口语……当公之下狱也，独御史必欲坐以‘阻南迁’罪杀之。御史者，即初丽逆案，而后首迎降之张孙振云。”[69]李自成溃逃后，周钟、光时亨脱身，辗转回到南方，龚鼎孳则留在北京欢迎满清；眼下，正好可以治这两位南还之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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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从逆诸臣”之罪，伦理甚正，又深得民意（当时南中这一呼声很高），阮大铖鬼就鬼在这里。他是项庄舞剑，暗渡陈仓。不能正面和直接打击东林—复社，就先迂回、再牵连。比如以周钟牵连周镳。周钟、周镳是堂兄弟，又同为复社骨干，而周镳在《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中非常卖力，有人对阮大铖说：“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之党，又以诟公而媚镳。”[70]阮遂“衔镳刺骨”。他通过发动“顺案”，先将周钟下狱，继而逮系周镳。其实，周氏兄弟素来不和，“以才相忌，各招致门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71]。论理，兄弟反目若此，不合以周钟牵连周镳，但阮大铖确是善做文章的人，连这种家族内部矛盾，他也能够利用。《小腆纪年附考》记载，周镳的叔父等告了一状，称：“家门不幸，镳、钟兄弟成隙，镳私刻《燕中纪事》、《国变录》等书，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且镳于陛下登极首倡异谋，是钟罪止一身，镳实罪在社稷也。”[72]虽然我们没有旁证，但此事相当蹊跷，周镳叔父很像受人指使，将罪名一股脑儿推在周镳身上，或曾被暗示如此可以开脱周钟，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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