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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65 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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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67 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戍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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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69 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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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71 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的,“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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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73 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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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75 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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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77 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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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79 士英曰:“满朝大半东林,一会议,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岂臣曾受大铖贿耶?望陛下独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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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81 如今国人多以为古代皇帝权大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实际并非如此。帝制中国,尤其在明代,法度颇严;至少就制度层面说,皇帝面临诸多限制,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许还不及后世。比如任用官员,明代严格规定权在吏部,吏部负责铨选,必要时经群臣公议,绝对不可以“出于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一个重大原则,虽然也屡有破坏,但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总会引起朝臣强烈抗议。马士英“望陛下独断”一语,公然违反国家制度。它只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现实,要么赶上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要么赶上一个身不由己、懦弱无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属于后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朱由崧在马士英面前直不起腰来,只能默认后者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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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83 然而,阮大铖恢复冠带之后,马士英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实质性地解决他的职位。直接或者表面上的原因,是“举朝大骇”,一片反对之声。朱由崧接见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后十多天,抨击阮大铖的奏章接连不断,而辅臣高弘图等纷纷乞休。[60]李清则提供了这种说法:“时马辅士英谓大铖冠带已复,且因荐丛议,意稍懈。”[61]似乎在马士英看来,为阮大铖争取到恢复冠带的待遇,已经算对得起他,加上反弹如此强烈,马士英也觉得犯不上为了阮大铖树敌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然而,在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况下,忽传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2]。李清揭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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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85 内传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从安远侯柳祚昌言也……说者谓李司礼承芳发南都时,因失势无与交者,独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传升,实系承芳,士英不知也,颇惭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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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87 这阮大铖真是厉害,无须马士英,他照样搞到“中旨”。一位侯爵为他提案,司礼监太监则帮他讨得旨意,人脉遍于内外;这也有力证明,避难南京以来他对打通关节所下的苦功,复社的警觉绝非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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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89 而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与阮大铖之间,并非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一点,对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东林—复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谈不上加以把握、从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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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94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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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97 阮大铖从上台到翌年满清兵临城下逃往浙江前,总共就干了两件事:贪腐和构陷;两件事都干得很有力度,很疯狂。李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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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199 阮司马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尝语沈都谏胤培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半饱私槖耳。但命纳银若干于官,欲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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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01 不单自己受贿,还公然主张国家通过受贿扩大财源。在他带领下,弘光朝贿风大炽,至如夏允彝所说:“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官场上的一切,无不用贿赂来解决。回想《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攻击,此刻阮大铖以实际行动,坐实了某些当初似乎危言耸听的指责,比如,“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贪腐,显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显然也是利用政治腐败、权钱交易而来。他是此一游戏的老手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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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03 我们的内容主要是党争,故对阮氏的贪腐问题不拟着墨很多。在贪腐与党争两件事情之间,前者调动了他的欲望,后者则调动了他的感情。对于贪腐,他是顺应本能去做;对于党争,他则倾注了巨大的爱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疯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贪得无厌去攫取钱财,实在不可理喻);而在爱憎中,他展示了专注、智慧、严密和深刻,让人见识到他的政治头脑和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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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05 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坛并未使他彻底翻身、扬眉吐气,对他来说,若要如此,必须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钦定,当年,崇祯皇帝曾以亲手烧毁阉党文件《三朝要典》的行为,警示逆案决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也不便矛头直指崇祯皇帝。这时,他绝顶聪明的脑瓜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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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07 马辅士英以荐阮光禄大铖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语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于是士英疏攻从逆光时亨、龚鼎孳、周钟等,大铖教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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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09 什么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员投降归顺;同时,李政权也以“大顺”为号。不是骂我“逆案”吗,我就给他来个“顺案”。难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别,尽得风流,真是神来之笔、绝妙好对:逆、顺成偶,我逆彼顺——然而,到底谁是真正的“逆臣”,请试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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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11 上面列为“顺案”首要的三人,是崇祯末期极活跃的“清流”大名士,当时俱以正人自居,城破后却“认贼为父”。三人中,除周钟外,都算是敝同乡,也即阮大铖同乡;龚鼎孳合肥人,光时亨桐城人。龚鼎孳和周钟的行径相对确凿。龚氏先降闯、再降清,后在清朝官至尚书;周钟据说曾向李自成上《劝进表》、代草《下江南策》,中有“独夫授首,万姓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66]等语,马士英的奏疏称:“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骤马于先帝梓宫(棺木)前,臣闻不胜发指。”[67]光时亨据说曾力阻崇祯南迁,而城破后又“躬先从贼”[68];但后有不同材料说明他是被诬陷和冤枉的,清末,马其昶先生说:“公初堕陴(城墙),及自经、投河,屡死不得,卒殒命于奸人(指马、阮)之手,事既已验白,而野史诬载,至今犹被口语……当公之下狱也,独御史必欲坐以‘阻南迁’罪杀之。御史者,即初丽逆案,而后首迎降之张孙振云。”[69]李自成溃逃后,周钟、光时亨脱身,辗转回到南方,龚鼎孳则留在北京欢迎满清;眼下,正好可以治这两位南还之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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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213 治“从逆诸臣”之罪,伦理甚正,又深得民意(当时南中这一呼声很高),阮大铖鬼就鬼在这里。他是项庄舞剑,暗渡陈仓。不能正面和直接打击东林—复社,就先迂回、再牵连。比如以周钟牵连周镳。周钟、周镳是堂兄弟,又同为复社骨干,而周镳在《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中非常卖力,有人对阮大铖说:“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之党,又以诟公而媚镳。”[70]阮遂“衔镳刺骨”。他通过发动“顺案”,先将周钟下狱,继而逮系周镳。其实,周氏兄弟素来不和,“以才相忌,各招致门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71]。论理,兄弟反目若此,不合以周钟牵连周镳,但阮大铖确是善做文章的人,连这种家族内部矛盾,他也能够利用。《小腆纪年附考》记载,周镳的叔父等告了一状,称:“家门不幸,镳、钟兄弟成隙,镳私刻《燕中纪事》、《国变录》等书,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且镳于陛下登极首倡异谋,是钟罪止一身,镳实罪在社稷也。”[72]虽然我们没有旁证,但此事相当蹊跷,周镳叔父很像受人指使,将罪名一股脑儿推在周镳身上,或曾被暗示如此可以开脱周钟,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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