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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夏允彝以“清流”营垒同志身份，所道出的悔恨自责之声，我们也应看一段李清从党派之外做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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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魏忠贤杀（魏）大中，谓为大铖阴行赞导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贪横，锄正引邪，六十老翁复何所求？而若敖（通“熬”，煎熬）已馁，何不觅千秋名，乃遗万年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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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话并而齐观，才是比较完整的认识。就东林—复社来说，国家危难时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当务之急，确系难辞之咎。然而与这种过激相比，以阮大铖为代表的一班贪横之徒，满怀私欲，毫无急公近义之心，才是葬送国家的真正根源。这样的是非，必须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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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黄宗羲在读到夏氏父子的《幸存录》《续幸存录》后，很不赞同，面对同一营垒里出现这种议论，他略无避讳，针锋相对写出《汰存录》，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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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庄烈帝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彝仲犹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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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直接针对刚才夏允彝那段引文而发，语气之激烈，不免令人感到对那样一位殉国烈士有失恭让。但在黄宗羲看来，事关大是大非，“当仁，不让于师”，何况同道？他认为，善与恶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必要；推动历史和政治朝善的方向发展，是必须坚持的立场，不存在对恶妥协的问题，这是治乱之别的根本。他再次重复了对于帝权的批判，指出帝王（哪怕是崇祯皇帝那样就个人品质而言相对不坏的帝王）本质上不以天下之治为目标，为了家天下私利，他们对于“君子”（善）和“小人”（恶），采取参用手法，从中制衡，这正是国家不得其治、终于颓亡的原因。随后，他提出如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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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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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东林”？古往今来，所有推动历史进步、努力建造好社会、与奸恶势力不懈斗争的健康力量，凡属这种追求或这样的人，无论出现于何朝何代，都是“东林”；历史本来有“党”，天然存在正邪之分，怎么取消得了，又何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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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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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汰存录》，笔者油然想到约三百年后的鲁迅。这两位浙江老乡之间，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黄宗羲如此苛对夏允彝，某种意义上我颇感不忍。不过，黄宗羲所谈处在更高的层面。夏允彝的反思，为明朝解体而发；黄宗羲则是从历史正义的高端，论析基本原则，以及人们应有的抉择。朝有存亡，代有兴替；把握住正确的历史观，总比一时一地的得与失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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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意识到，从东林到复社，明末党争中前仆后继、代代涌现的知识精英，是如此朝气蓬勃。他们的信念、激情，以及因此迸发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才华，乃是中华持续千年的文明繁荣和新的苦闷所共同作用、孕育的结果。不消举更多的例子，单单一个夏完淳，倘若你肯去读一读那部将近八百页的《夏完淳集笺校》，定会为这个牺牲时年龄不过十七岁的少年，有着如此高贵的人格、如此巨大的才华、如此丰厚的学识、如此精深的思索，而目瞪口呆。他的形象，描写出一个真正的“青春中国”，一个在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上潜藏甚而已经展露出原创能力的中国。至此，笔者不禁再度感慨于满清的入主，之于中华文明可能的豹变乃是极严重的干扰。兴许，东西方文明的赛跑，就差在这二三百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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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尚任《桃花扇凡例》，《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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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尚任《桃花扇小识》，《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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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孔尚任《桃花扇小识》，《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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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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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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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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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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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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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希祖《书刘刻贵池本留都防乱揭姓氏后》，《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第2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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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眉史氏《复社纪略》，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47，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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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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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希祖《书刘刻贵池本留都防乱揭姓氏后》，《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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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希祖《书刘刻贵池本留都防乱揭姓氏后》，《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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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希祖《书刘刻贵池本留都防乱揭姓氏后》，《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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