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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相距甚远，纷纭难定。而《甲乙史》独有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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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三十日丁亥，庶常魏学濂自缢。学濂素负志节，一时堕误，知愧而死，亦愈于颜求生者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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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既非未降，亦非降后洋洋得意，而是在纠结苦痛中自尽。计六奇认为此说较为可信，“实为学濂定论也”。《明史》最终也采纳这一说法，“既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去帝殉社稷时四十日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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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人，兵科给事中。文名极高，《清史稿》称他“天才宏肆，千言立就”[36]，与钱谦益、吴伟业并为清初诗文“江左三大家”。崇祯末，他以青年才俊亮相北京政坛，姿态激进，挥斥方遒，连劾重臣，虽因此身陷缧绁，却也名声大振。李清《三垣笔记》，对崇祯一段涉笔最多的三四人中就有龚鼎孳，我粗粗统计，不少于九条，可见他的活跃。但对于这个活跃的身影，李清明显不以为然。我们曾讲过，李清反感党争，而龚鼎孳正好是一个党争积极分子。李清笔下的龚鼎孳，基本是一种形象：上蹿下跳，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李清提到同僚傅振铎一句话：“凡招权纳贿，言清而行浊者，虽日讲门户，日附声气，而亦真小人也。”[37]盖即借指龚鼎孳。这且不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龚鼎孳降附；由于过往的政治姿态，也由于极高的才名，他成为投降者中必被提及的一个代表。四个月后，马士英在南京奏《请诛从逆疏》，所举第二个例子便是龚鼎孳，而且是仅有的两个被描述了具体情节的例子之一（另一个是周钟）。说到这情节，也确实匪夷所思。马士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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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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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根本像是借口，因为很难想象，如此大事能为一介小妾所左右。不过，这小妾并非寻常之人。她名叫顾媚，人称“横波夫人”，原是秦淮河畔头等名妓，《青楼小名录》引袁枚语：“明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顾横波，其尤著者也。”[39]她于癸未年（1643）归于龚鼎孳，从此专宠。阅孟森《横波夫人考》，不觉为其所述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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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龚鼎孳号）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顾媚归龚后，龚号之曰善持）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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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竟非借口。在龚鼎孳，已然“生平以横波为性命”。顾不让他死，他就因她不死，且毫无愧色，每在诗文中“恬然”论之，对别人的讽刺，轻松答以“多难感君期我死”。难怪他会逢人就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话别人以为无耻，龚鼎孳自己却沉浸在“多情”之中。我们不知道该说他特立独行，还是放荡堕落。总之，他和陈名夏一样，先降闯（“以鼎孳为直指使，巡北城”[41]），复降清；入清后官也做得很高，至刑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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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降附，最出名的还是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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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南直金坛人，“金坛名士，复社之长”[42]，在复社中地位与杨廷枢相埒，名气大得不得了。周家为本地望族，出过不少人物，“同祖七进士”[43]，举家先后七人进士出身，简直是高产。奇怪的是，这些人形形色色、杂然不一，致有“俱以美锦而多染粪秽”[44]之讥。他的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为魏忠贤门下走狗，尤其周应秋，天启末年任吏部尚书，系阉党首要分子。周钟本人与其从兄弟周镳，反而是复社中坚，均以“声气”重于当世。然而北都沦陷，庶吉士周钟却成为最彻底的投降者。马士英《请诛从逆疏》不过六百字，却有一半笔墨花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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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周钟，劝进未已，上书于贼，劝其早定江南。又差人寄书二封与其子，一封则言殉节死节；一封则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明神武，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见之，无不愤恨，立毁其家。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一联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微臣闻之，不胜发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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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虽与阮大铖狼狈为奸，但以上列诸事却非他所捏造，而为多书共载。周钟《劝进表》，有些书如《平寇志》、《丹午笔记》所录，比马士英疏中还多一句：“独夫授首，四海归心。”[46]独夫，当然指的是崇祯皇帝。《劝进表》和《下江南策》，这两个文本肯定存在，惟是否出周钟之手还有异说。我们所见的辩诬，来自周钟伯父周维持和胞弟周铨。他们说那两个东西全是周镳伪造：“镳、钟兄弟成隙，镳……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47]由此我们对周家内部的混乱加深了印象，也正因此，对周维持、周铨的辩护也不敢轻易相信。此外，还有人主动与周钟争“著作权”，此人就是龚鼎孳。他不平于《劝进表》归于周钟名下，因对人说：“表文皆我手笔，介生想不到此。”[48]又，《甲申朝事小纪》载周钟又为李自成起草过《即位诏》，编者收录书中时改题《闯贼李自成僭位诏》，并在旁边添注“系周介生笔”。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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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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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真伪不得而知，但上述对明朝政治的评论，却颇中鹄的。周钟降附经过，《平寇志》述说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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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周钟，寓王百户家，百户约同死，钟未应。同官史可程、朱积、吴尔壎等并诣钟，邀入朝。百户挽钟带，不听出，绝带而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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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钟名气太大，对于他的归顺，闯军很有喜出望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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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至，见钟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见危致命论》，即荐之自成。钟欣然自得，每夸牛老师知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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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金星的仰慕，使周钟有特殊优待。降附诸官，一律只准骑驴，独周钟“扬扬然乘马”，“屡过大行梓宫前，挥鞭不顾，同辈皆腹诽之。”《明季北略》的描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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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人，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一时辈中犹腹诽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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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西去后，周钟潜回故乡，很快以“从逆案”首恶被捕，乙酉年四月初九处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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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遍的屈膝投降对明朝是种挫败，那么，众多“声气”明星、“名节”大腕卷入其中，则是更严厉的一击。计六奇就周钟事件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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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雄踞文坛，联属声气，一旦名节扫地，书林选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尚可信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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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论，不单适用于周钟，也适用于整个明朝的意识形态。明朝，以伦常为标榜，后五十年光阴几乎尽耗于名节比拼，然而却这样收尾。“文章一道，尚可信乎？”的确是这么个问题。那些道德文章，难道竟是废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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