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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竟非借口。在龚鼎孳，已然“生平以横波为性命”。顾不让他死，他就因她不死，且毫无愧色，每在诗文中“恬然”论之，对别人的讽刺，轻松答以“多难感君期我死”。难怪他会逢人就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话别人以为无耻，龚鼎孳自己却沉浸在“多情”之中。我们不知道该说他特立独行，还是放荡堕落。总之，他和陈名夏一样，先降闯（“以鼎孳为直指使，巡北城”[41]），复降清；入清后官也做得很高，至刑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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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降附，最出名的还是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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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南直金坛人，“金坛名士，复社之长”[42]，在复社中地位与杨廷枢相埒，名气大得不得了。周家为本地望族，出过不少人物，“同祖七进士”[43]，举家先后七人进士出身，简直是高产。奇怪的是，这些人形形色色、杂然不一，致有“俱以美锦而多染粪秽”[44]之讥。他的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为魏忠贤门下走狗，尤其周应秋，天启末年任吏部尚书，系阉党首要分子。周钟本人与其从兄弟周镳，反而是复社中坚，均以“声气”重于当世。然而北都沦陷，庶吉士周钟却成为最彻底的投降者。马士英《请诛从逆疏》不过六百字，却有一半笔墨花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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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周钟，劝进未已，上书于贼，劝其早定江南。又差人寄书二封与其子，一封则言殉节死节；一封则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明神武，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见之，无不愤恨，立毁其家。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一联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微臣闻之，不胜发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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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虽与阮大铖狼狈为奸，但以上列诸事却非他所捏造，而为多书共载。周钟《劝进表》，有些书如《平寇志》、《丹午笔记》所录，比马士英疏中还多一句：“独夫授首，四海归心。”[46]独夫，当然指的是崇祯皇帝。《劝进表》和《下江南策》，这两个文本肯定存在，惟是否出周钟之手还有异说。我们所见的辩诬，来自周钟伯父周维持和胞弟周铨。他们说那两个东西全是周镳伪造：“镳、钟兄弟成隙，镳……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47]由此我们对周家内部的混乱加深了印象，也正因此，对周维持、周铨的辩护也不敢轻易相信。此外，还有人主动与周钟争“著作权”，此人就是龚鼎孳。他不平于《劝进表》归于周钟名下，因对人说：“表文皆我手笔，介生想不到此。”[48]又，《甲申朝事小纪》载周钟又为李自成起草过《即位诏》，编者收录书中时改题《闯贼李自成僭位诏》，并在旁边添注“系周介生笔”。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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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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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真伪不得而知，但上述对明朝政治的评论，却颇中鹄的。周钟降附经过，《平寇志》述说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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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周钟，寓王百户家，百户约同死，钟未应。同官史可程、朱积、吴尔壎等并诣钟，邀入朝。百户挽钟带，不听出，绝带而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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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钟名气太大，对于他的归顺，闯军很有喜出望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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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至，见钟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见危致命论》，即荐之自成。钟欣然自得，每夸牛老师知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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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金星的仰慕，使周钟有特殊优待。降附诸官，一律只准骑驴，独周钟“扬扬然乘马”，“屡过大行梓宫前，挥鞭不顾，同辈皆腹诽之。”《明季北略》的描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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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人，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一时辈中犹腹诽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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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西去后，周钟潜回故乡，很快以“从逆案”首恶被捕，乙酉年四月初九处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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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遍的屈膝投降对明朝是种挫败，那么，众多“声气”明星、“名节”大腕卷入其中，则是更严厉的一击。计六奇就周钟事件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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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雄踞文坛，联属声气，一旦名节扫地，书林选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尚可信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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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论，不单适用于周钟，也适用于整个明朝的意识形态。明朝，以伦常为标榜，后五十年光阴几乎尽耗于名节比拼，然而却这样收尾。“文章一道，尚可信乎？”的确是这么个问题。那些道德文章，难道竟是废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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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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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为搞政治运动乃是我们当代专利，明末的人将很难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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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生的事情南传之后，很多地方不约而同掀起批判与声讨的怒潮。其过程，与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运动如出一辙。先是口诛笔伐，发表大字报（当时的名称是“檄”），举行控诉集会；随之出现打砸抢烧，冲击、捣毁被批判对象的府宅或祠堂，甚至演为骚乱；最后，由官方成立专案组，对各涉嫌人员审查其罪行，做出处理，公布决定。在弘光朝，这个过程历时两月，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方见出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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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只能到明代意识形态中找原因。投降现象，历代都有，以往却并未就此酿成群众运动。那是因为，各朝从未像明朝这样发起长期的伦理竞赛，政教一体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其次，明代知识精英的组织化趋向更是重要基础，砥砺名节不光是个人思想修养的磨练，还通过结社方式发展成“人盯人”的互相提携与监督的集体义务，如复社初立，张溥为之订盟约：“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55]于是，一人之逆不复只关系其本人，也被视为组织之耻，而群起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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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下，伦理始终置于很高的高度，保持着紧张状态，随时准备战斗与还击；眼下，国难之际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则势将有干柴烈火的反应。我们从以下反应可窥出这种趋势：“京师陷，江南人士谓学濂必死国难。”[56]出于魏氏“家风”，所有人为魏学濂做出的设想与期待都仅为一途，亦即他只许以身殉国。可以想象，“降贼”丑闻一旦传回，家乡该怎样沸腾。无独有偶，周钟也面临同样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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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夙负才名，尝以忠孝激发之气自任。故里中子弟，初闻京师陷，意钟必死，知己预为《传》以俟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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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期以必死。至有自命知己者，按照这种预期，早早写好表彰的传记，静候他死国的消息传来。细予体会，“群体正义”的后面，已是一派肃杀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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