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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10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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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12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不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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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17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98]
1706902918 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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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20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忠”。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可见“忠”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普世价值”。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忠”,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这种“忠”没有“普世性”,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人意表的惊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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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22 比如,通常接受“伪职”、切实为敌工作的人,才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讨降”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从贼”范围。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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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24 且辱与荣,对者也。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哉!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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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26 “刑辱之说”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遭此大难,悲惨之至,不表同情与慰问已很过分,怎么还要问罪呢?大家不知,那是根据两个理由。一是“刑不上大夫”,身为朝廷命官而被庶民(农民军)拷打,看上去是你受皮肉之苦,折辱的却是朝廷体统,故而有罪。二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既然君上已然自尽,臣子就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何况这种“偷生”还白白地送给“贼寇”凌辱自己的机会。归根到底,崇祯死后,诸臣别说屈膝投降,活着就算有罪,在江南声讨过程中,有位诸生就怒斥道:“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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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28 所以,南都有关“附逆”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徘徊于顺逆之间”[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103]这就是“死忠”的奉君之道。从“死忠”角度看,逃生与投降半斤八两,于“大义”都不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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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30 好在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高调。史可法就能够在一片狂热中,主张宽容。他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对那些漂亮辞藻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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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32 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以圣明继统,不惟斧锧未加,抑且恩荣叠被,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将从逆诸臣择罪状显著者,重处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问……总之应罪者罪,无为报怨之借题;应宽者宽,无令人心之解体。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圣明宥过;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必有全身忍诟之人,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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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34 看来古代也好,今天也罢,凡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者,一般不在道德上唱高调,用心比较平和;倒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往往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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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36 研究降附者的资料,发现一种有趣现象,即亲属中倘若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经甲申之变便如隔天渊,在南者依然故我,在北者却一律成为反面人物。例如史可法与史可程,左懋第与左懋泰,周钟与周镳,顾杲与顾棻。史可程投降后仍为庶吉士,闯军曾命他写信招降史可法,只因大顺崩溃过快,其事“不果”。[105]左懋泰任“伪兵政府侍郎,镇守山海关”[106]。周钟事详前。顾棻被委任为“伪四川成都府同知”。[107]他们都是亲兄弟和堂兄弟,或一母同胞,或同受家训,道德品性即有所差,应不至霄壤之别。然而,在北者竟无一例外全部降附而名节不保。如谓巧合,岂不太巧?如系偶然,又何至于这么整齐分明?道德、名节解释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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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38 《丹午笔记》载有顾杲为哥哥投降事,而写给哥哥的一封信。头一句就提到,早先曾收到顾棻于城危时寄回的家书,里面“以死自誓”。顾杲说当时睹此语,“弟既痛楚,旋复痛快。盖悲兄之死,而幸国家有忠臣、先人有肖子。”然而,“不图今日乃至于斯也!”他批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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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41 生死之际,虽难顾天地之惨何似,况骂贼求死,不过一启口之易耳。城破苟免,一误也。被执苟免,二误也。入京而又苟免,三误也……至于名伪籍,其玷已甚,不可复云误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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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43 所论头头是道:先有“三误”,及拜“伪职”,则“其玷已甚”,不再是“误”了。这样一种经过,适用于降附者中的大多数,除开少数削尖脑袋的干进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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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45 其实,很多人在投降前,最初都和顾棻一样有赴死之志,或表现得并不怕死。例如明末百科全书式通才、“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闻变,走出……潜走禄米仓后夹衖,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四处找寻的家人找到,逼着他去闯军处报到(“家人惧祸,已代为报名矣”),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归附了闯军。[109]再如庶吉士张家玉,“贼怒,缚柱上欲刳之,颜色不变,异而释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110]他是因孝而降,没有满足朱熹的愿望,将与父母的“天理自然”给忠君的“义务”让道,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担当的人。几年后,他在东莞抗清,“矢尽炮裂,欲战无具”,“自投野塘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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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47 归结起来,绝大多数投降者或未能一死了之者,无非只因心中“私”字一闪念。我们现在管这种情形叫“人性”。比如眷恋生命,比如懦弱,比如犹疑,比如不忍连累家人……哪怕像龚鼎孳那样,“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些,本来都属于正常人性,不高大,但也谈不上可耻。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允许而且应该拥有一点自我的空间,在重大的关头可以替自己做些考虑。在美国,哪怕是干了坏事的犯罪嫌疑人,法律也承认他有权首先保护自我而“保持沉默”。而我们的“传统道德”,不会给个人这种空间。因为我们要求的“忠”,基于人身依附及占有,是个人无条件、无保留地对“所有者”(君主、国家等)的服从和献出。糟糕的是,这种要求还完全以“正义”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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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53 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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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55 以上,是甲申之变亦即北京城陷后的投降情形。等到翌年乙酉之变亦即南京城陷时,又有一次,文豪钱谦益便是领衔者之一。这先后两次投降高潮,对象不同。北京之降,降于本国暴动者;南京则降于异国入侵军。在今人眼里,后者严重性大概远远超过前者。明人未必这么看,未必认为投降李闯的罪过,比投降满清要轻。这也是古代伦理的独特处。盛传慈禧说过一句话:“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历来作为她是卖国贼的证据,其实这种思维在旧伦理中极其自然,我们倘若吃透了“忠”的各层面关系与含义,即知必然如此,与爱国或卖国反而没什么联系,比如“样板戏”里有台词:“三爷最恨被共军逮着过的人!”心理与慈禧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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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2957 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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