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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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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这场骚乱，不止是一时一地的激变事件。事实上，它传递了一种重要的历史信息，在中国伦理意识和文化心理演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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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中国，投降现象虽不正面，却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齿憎恶。汉代大儒扬雄就有这种“污点”，曾作《剧秦美新》谀王莽新朝，但当时并不为此改变对他的评价，他死时，桓谭盛赞其学“必传”，说他“文义至深”、“必度越诸子”。[81]三国中，降来降去颇为普通，或自动降，或被劝降，或无奈而降——徐庶因孝降于曹操，即是一例。乃至还有“诈降”，把投降作为军事智慧加以运用。此外，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复复，一方略无愧色，另一方也宽宏大量。只要对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输愿降；如又心感不甘，却不妨翻悔……直至彻底服帖，整个过程非常坦然，丝毫不存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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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有因投降遭严厉制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时的汉将李陵。他于天汉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带（今蒙古境内）迎击匈奴八万骑兵，终于不支，被俘、投降。“闻陵降，上怒甚。”不过，暂时亦未如何。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陵”，无功而返，却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这令武帝大开杀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细辨之，武帝灭门之惩非因李陵投降，而为他胆敢训练和帮助敌军。只可惜这是错误的情报，帮助单于练兵的并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绪的另一降将，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国人姓名，误以李绪为李陵。后来，“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李陵降敌之事，当时舆论并不以为多么可耻。太史令司马迁便公开辩护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认为他虽败犹荣，实为英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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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宋代，情形亦未至于明代的样子。比如声名赫赫的杨家将之“杨老令公”。他本名杨业。对于这个人物，很多人是从小说戏曲得以了解，在那里面，他被改名“杨继业”。京剧《李陵碑》描写，杨继业于最后的困境中，毅然碰死于李陵碑，所以此戏别名《碰碑》。这其实不是事实。《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遭到围困，“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83]换言之，他没有“英勇就义”，而是当了俘虏，被俘后第三天绝食而死。明清小说戏曲的改动，说明对杨继业居然当了俘虏这一点已不能接受，而是“白玉微瑕”，于是安排他自尽，且刻意杜撰一个血溅“李陵”之碑的情节。这苦心一笔，悄然透露了道德伦理的极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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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进，其大背景不难回答，无非是儒家思想。不过，如此一语带过，未免马虎。为有切实认识，需要旁搜远绍，搞清其观念上的流变。在此，我们的探源工作从一个关键词着手，亦即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忠”。为什么从它着手？因为投降所以“可恶”，就是因它而起。若非这个字，人们对于投降就不必有那么大的义愤。投降等于背叛；背叛等于不忠，是一套关联话语与逻辑。既如此，就一定要先到源头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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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来《论语》和《孟子》，以乏味然而可靠的检索方式，对“忠”的每个出处及语义，一一稽考，结果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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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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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里，“忠”总共出现十六次，比预计的少。而《孟子》中更少得可怜，只出现了六次，与现在作为中华“四字美德”而居首的地位，太不相称。我又发现，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忠”似乎只是人的一般优良品质，并不专属于“臣之事君”。《论语》固然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84]，却还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85]“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86]所指对象，都是“人”而非“君”。另外，“忠”字在孔子口中，基本含义是讲真话，根本没有后世礼教那些沉重内容。他常将“忠“与“信”并提，称为“忠信”；“信”乃心之诚，“忠”是言之诚。所以，“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87]又说：“忠焉，能勿诲乎？”[88]意思是，要讲真话，同时善于使人接受；对某人“忠”，就不能不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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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孟子，他对“忠”的解释，更明确地作为人性善的一种，抑或完善人格的体现。他说：“教人以善谓之忠。”[89]与政治、做官无关：“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90]“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91]做官只表示安富尊荣罢了，能以人品吸引很多人相追随，才说明他“孝悌忠信”。对于君主，孟夫子不认为有何“必忠”的道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92]，彼此是讲道理和对等的关系。尤其以下一句，简直振聋发聩：“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93]无异乎说，君主无道就该遭到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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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先秦儒家一则还没有对君主非忠不可的“忠君”思想，二来“忠”之一字亦非唯君主才配享用，而是人与人正直以待的普遍道理。在先秦，假如越出儒家范围之外来看，“忠”字甚至不一定是好的字眼。我曾于《十批判书》见郭沫若引用一段慎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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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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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人皆知，中华有四德：忠、孝、节、义，而以“忠”居其首。很多人以为这“四德”是自古就有的体系。但通过上述追溯可知，居“四德”之首的“忠”字，在孔子、孟子那里，第一重要性并不怎么突出，第二并不具备后来的含义或主要不是后来的含义。所以，这个“忠”字挂帅的道德体系，不是真古董。那么，它究竟是何时的杰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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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明代为终点，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向前寻其踪迹。结果发现，大部分朝代都要排除掉，因为它们并不真正奉儒家伦理为圭臬。这里，附带指出我们知识上一个普遍的误区，即，但凡说到儒家思想和伦理，人们十有八九以为它在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居统治地位。其实，那是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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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自帝制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二十五个朝代（依《二十五史》计数），儒家称得上居统治地位的，前后不超过五个朝代[95]，只占五分之一。秦代仅尊法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魏晋是一段张扬个性、及时行乐的时光。南北朝佛教最时髦。由隋至唐，儒教总算有些起色，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他是儒家的大人物，对儒家复兴居功至伟，但从另一面看，既然到他这里才“起八代之衰”，可知先前儒家一直颓唐不振，事实上，韩愈也未能使唐代成为儒家一统天下，总的来说，儒、佛、道三家在唐代此消彼长，最多打个平手。至于五代十国和元代，大家知道它们一个是“五胡乱华”，另一个索性“以胡灭华”，都未给儒家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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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提到的便只有两汉和两宋。确实——尽管说来有点难以相信——到明代以前，大约一千五百年间，只有汉、宋两朝真真正正“独尊儒术”，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这还要除掉武帝之前的西汉初期，那时尊的是黄老之学。那么，忠君观是由汉儒开发出来的吗？否。尽管汉儒开了“独尊儒术”的先河，可他们却不那样暮气沉沉，相反，汉儒的精神很是向上而进取的。限于篇幅，这里长话短说：汉代道德风尚，有“孝”的热诚，对于“忠”字却只淡然；他们并不欣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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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有宋了。不错，我们如今以为“自古便有”的以忠、孝、节、义一字排开的美德次序，是晚至宋代才演述和开发出来的价值观，距今也就一千年历史。此前中国不特别地讲究这一套；或虽然有之，却非人人为之匍匐的天条，比如贞节这东西，宋以前妇人改嫁另适者从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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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忠”字如何经宋儒阐释，脱离古意、被匡定为礼法那种特定伦理关系，笔者从《朱子语类》中恰好见到一条相当直接的凭据。讲学中，朱熹教导说“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96]，这引来学生赵用之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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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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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们先前对“忠”字的考察，显然，赵用之的疑惑正原自先秦时孔孟的本义。其次由这一问，我们也确切知道，直到那时“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还是一种新有的界说。对此，朱熹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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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却是就不足处说。”[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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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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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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