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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周而复始。仅数月，曾经以“与民更始”面目出现的弘光政权，便打回原形。有御史名彭遇，在《爝火录》中是个反面人物。他对马士英说：“岳武穆言大，文臣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方养其身以有待。”他主动请缨“募兵十万”，别人问他“饷从何出”，答：“搜刮可办也。”[133]我观其言，倒不失坦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是岳飞名言，彭遇敢于驳斥，道德上可鄙，证之以现实反而不错。至于“搜刮可办”，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不搜刮怎么办？敢问有谁能够不搜刮而搞到银子？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后来户部正式奏请，在徽、宁等府“预征来年条银”[134]，朝廷又回到寅吃卯粮的老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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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与弘光帝和太后她老人家母子团聚的同时，在内臣亲自坐镇督催钱粮的浙江，“东阳民变”复起。先是，“县令姚孙榘（《爝火录》作“姚孙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当地一名叫许都的富户，被坐“万金”，却只拿出来几百两，姚孙榘大怒，“指为结党造反，执而桎梏之，时输金者盈廷，哄然沸乱”，在县衙当场把姚孙榘拖到堂下痛打，后陈子龙与许都友善，以免死说其自首而已，不料浙江巡抚左光先背信，诛杀许都等，复激事变，左光先调兵镇压，致东阳、义乌、汤溪数地民众“各保乡寨拒敌”，而官兵大败。[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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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后虽平息，却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刻在弘光朝面黄肌瘦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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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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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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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末财政，历来谈得最多的是拮据。无论在当时臣工奏章，还是后人史论中，缺饷、逋欠、灾减之类字眼，随处可见。这些，都突出了一个“无”，令人们注意力容易放在所谓“困难”上，进而把原因归之于动乱、战争、天灾等“客观因素”或“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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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比所谓“困难”更严重的，是“乱”。它比较隐蔽，内在于体制之中，缺乏透明性，极易被所谓“困难”所掩盖。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不单普通民众不知道，甚至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往往也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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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米寿图疏论“清核钱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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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以来，民间搜括已尽，库藏空虚已极，今加派已荷新谕蠲免，而朝廷之有仍还之朝廷。如先帝发造舡银两，果否造舡若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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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许多钱下落不明且不被追究，成为无头账。从他的叙述，我们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贪污造成（虽然可能存在贪污），而是制度混乱所致，疏漏百出，支取、投放之后并不随以严格的审计；第二，这里只举了军队造船、屯田用银两个例子，但推而可知必不限于此——制度相同，既然此处稀松，他处也绝无严谨周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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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情形。例如乙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郑瑜纠朱大典先前任漕抚时“侵赃百万”。圣旨批答：“朱大典创立军营，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计。”[137]郑瑜所纠固然有不属实的可能（不负责任或出于派系的纠弹并不少见），但圣旨的批答也实在糊涂得紧。糊涂之一，仅凭推测、未经核实，即假定那笔钱用于军饷开支；糊涂之二，就算用于军饷，漕银是漕银，军饷是军饷，两笔款子应按规程各自收发，岂能随意混淆、处置？这都显示制度本身太过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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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显现于财政，但根子在别处。如果朝廷能够认识到手中钱一毫一厘都来自百姓——像本文开始所说——国家的作用不过是汇聚民力、代为管理并使之用于国家共同利益，它还会这样玩忽人民钱物吗？问题就在于朝廷把人民的钱，看成了自己的钱，怎么用都是它的自由，糟蹋掉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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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足是一回事，浊乱是另一回事；不足虽然堪忧，浊乱却能致命。在浊乱的制度下，钱再多也毫无意义，它们也许花得全不是地方，也许相当一部分被挥霍、浪费和私吞。相反，即便不足但管理有序、使用恰当，却仍可切实办成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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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浊乱带来巨大弊端，为何不采取健全、严谨的制度加以克服？答案也简单：浊乱，其实是被喜欢和需要的。世上立权为私的制度，往往有意留下一些不周密、潦草、含混之处，给“特权”以回旋空间。专制政体喜欢人治、回避法治，归根到底即因法治会剥夺某种特殊的“自由”，人治则有利于保存这种“自由”，使一小部分人最大限度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因此从经济上讲，专制政体就是通过掌控权力，确保少数人利益集团在社会分配秩序中的优先地位不被动摇。这种循权力大小搭建起来的分配秩序，完全比照着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首先，在自己和人民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形成单独的圈子，来分享比人民大得多的利益。其次，在他们内部，也有一些默认的规则。比如，君权强固时由皇帝及其亲眷攫取最大好处；君权羸弱时，主要利益份额向权臣转移，后者因此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疯狂捞取的黄金时间——历史上，这种时间通常出现在王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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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明朝中期到晚期，便一直保持着两个势头。一是贪欲本身在提速，二是贪欲的主体逐渐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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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子公主岁供之数”，载有自国初至嘉靖之间，皇族岁贡、赏赐等钱物额度的变化和比对。《明史》食货志也记载着“仁、宣以来，乞请渐广”，至宪宗“皇庄之名由此始”，大量田亩被皇室、宗藩侵夺的具体数据。[138]对里面的数据略事研究，就可清楚看见贪欲提速的轨迹：大致，中期以前虽一直也在上升，但趋势尚缓，中期起突然加速，历正德、嘉靖、万历三朝，逐浪而高，万历末年登峰造极。万历皇帝一生的聚敛事业，斩获惊人，殊为尽兴。然而达此成就的同时，他也使朱姓皇朝千疮百孔，遍体溃烂，很多史家同意这样的结论：明朝之亡，亡于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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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有句名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139]貌似警人耳目，却从根子上便错了。他光顾给自己打分，觉得算不上亡国之君，却忘掉之前几位皇帝都很有亡国天分，早把亡国之事办得差不多。到崇祯这儿，猛然发觉祖宗基业完蛋在即，试图不当亡国之君，却为时已晚。所谓“臣尽亡国之臣”，想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臣属身上，实在并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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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界道理相同，狮子垂垂老矣或力所不支时，次一等的掠食者也就开始大显身手。他们一直垂涎欲滴地等着，眼下岂容坐失良机？这个次级贪忮系统接替皇族贪忮系统开始疯狂运转的标志，是魏忠贤集团出现。魏忠贤有如一团酵母，汇集了官僚阶层的各种腐败菌群，以最快的速度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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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此进入君弱臣强、臣贪甚于君贪的格局，从天启、崇祯到弘光，都是如此。喜欢当木匠的天启皇帝，完全被魏忠贤玩于股掌。崇祯皇帝似乎强势，不断砍大臣脑袋，但这仅为表象而已。别的不说，那位两次入阁拜相的周延儒，“贿来不逆，贿歉不责。故门人亲故，自贿及为人行贿，不拒也。”[140]不光本人受贿，兄弟受贿，连兄弟的亲家翁也大肆招贿：“路礼曹迈，与正仪（周延儒之弟）为儿女姻，复为招摇，候选候考者多趋焉。于是有以七千求词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迈寻改吏部。”[141]索性直接从礼科调到吏部，专司干部人事任用。又如皇家特务机关东厂，其办案人员的方式是“择肥而攀，俟罄掳既饱，然后呈厂”。[142]亦如皇帝心腹锦衣卫，《三垣笔记》记其金吾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下面报来某案，并不直接捕人，“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143]甚至相互配合，形成“索贿一条龙”。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言官吴昌时（后被处决），就和东厂达成默契，凡因行贿受贿受到侦缉的，先通报吴，由吴前去索数千金“方免”。更有甚者，吴昌时对此不但不隐讳，反而洋洋得意，屡对人言，李清说他就亲眼曾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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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弘光，君弱臣强格局益发明显。此时，权力集团作为一个饕餮团伙，权臣已据主席，君上反而叨陪末座，只是从中取一杯羮而已。朱由崧并非不欲多得，问题是得不到。天下之坏，令他处处须仰仗权臣；皇位得之于此，苟安复得之于此，哪里能讨价还价？九月二十八日，当淮扬巡抚田仰受大帅刘泽清怂恿，额外替后者“请饷”时，朱由崧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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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着与刘泽清从常措办。[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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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不掩怏怏，显出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看看朱由崧迎接母后及为自己办婚事时，在花钱上如何不能畅怀，即不难了解。从头到尾，朱由崧没有当过一天“像样”的皇帝，不论在权力上，还是金钱和享乐上。他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然而加以核实，无非是看看戏以及太后蒞临前派人到民间“征女”。坊间传说他在宫中如何纵淫腐化，据李清讲皆为不实之词。当然，并非他不想那样。他也曾派人到各省直接搞钱，但实际搞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他最后作为俘虏从芜湖押回南京时，“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146]，这寒酸的形象，仿佛又回到一年前作为福王被迎至南京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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