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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探讨了制度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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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义观念，假如它倾向于产生的正义感较之另一个正义观念更强烈，更能制服破坏性倾向，并且它所容许的制度产生着更弱的不公正行动的冲动和诱惑，它就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稳定性。[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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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不缺乏正义的理念，只是缺乏将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能力。儒家思想体系，虽然尊崇君权，但并不一味充当君权的驯服工具，它的“民本”原则，在古代世界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具相当的先进性。正因此，每当朝代更迭之际，新的统治者都不得不推出若干惠民政策，作为与民更始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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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家思想体系终究不能前进一步，从理念拓展到制度建设。重“道”轻“器”，止于明道、论道而不辅之以形而下制度层面的精确设计，是吾国文明一大弱项。以为有好的理念，就会有好的现实。这使得儒家伦理最后往往陷于空谈，那些正派、正统的儒家官僚，能够在言论上发表极好的见解，却无法转化、落实于有效的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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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中国所以在王朝周期性震荡中徘徊，根子就是不能突破制度瓶颈。由于未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便只好通过旧朝烂透、再换新朝的办法加以缓解，如此循环往复、故伎重演。人民所能指望的，无非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苦苦等待当朝贪饱吸足、自取灭亡，然后借着新朝新气象，过上几天好日子。这种节奏从未改变。1644—1645年之间，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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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卖地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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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赋税益重，拥有土地往往成为很大负担，而时有卖地以求摆脱者。这份崇祯五年五月十二日所立地契，即写明卖地人“因为钱粮不便”将名下四亩五分地卖与同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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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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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女直，中华书局，2000，第74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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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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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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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公冶长第五，中华书局，1983，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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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册卷第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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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至十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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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至十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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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公冶长第五，中华书局，1983，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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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冠英注译《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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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至十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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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至十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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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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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余冠英注译《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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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中华书局，1983，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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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至十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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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