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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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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题为《潼关怀古》的《山坡羊》,乃元人张养浩所作。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2]想来,此曲或即张养浩途经潼关,感念交集而就。到任后,他未尝家居,止宿公署,昼出赈饥,晚归祈祷,“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3]。积劳过度加上无尽忧伤,这六旬老者终致不起,短短四个月殉职于任上。就此言,《潼关怀古》或是张养浩一生所作散曲的绝笔。其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书尽历史之可悲与不公;紧跟其后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涌自肺腑,撕帛裂云,一吐为千古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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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怕张养浩亦不能料,时隔三百年,令他感慨万端的潼关,将再次如火如荼演绎“兴亡”一幕。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4]西安门户为之洞开,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顺国,次日发兵,出潼关进军北京。四个月后,从原路败回,再过潼关。当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顺清两国集结大军在潼关决战。一月十二日潼关陷落,李自成率部从西安南逃,从此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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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内,潼关迭面世变。李自成四过潼关,两番得意,两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数月后相反,以“帝”入而以“寇”离。在他,此可谓成王败寇、一线之间。但三百年前,为救济饥民而来的张养浩,置身历尽兴亡的潼关,心中只想到三个字: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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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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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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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5]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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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7]。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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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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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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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须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表象,没有一变而为“暴民”,不过是他们在忍气吞声与铤而走险之间进行着换算,如果得不偿失,大多数人就都选择忍耐。显而易见,忍耐虽苦,却至少性命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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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以某种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为前提,比如说统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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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国变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崇祯死亡消息传开,一夜之间,京畿周遭立即“盗贼横生”。闯军占领北京的后期,军纪失控,抢淫频发,史家多有述载。但实际上,京城并非最乱的地域,真正乱得无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的广大乡村。这些地方,一时成为真空,法度荡然;无数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的民众,有如挣开束缚,趁机大行劫掠。如果说北京城内大顺军队将卒所为,尚属有组织的报复,则广邈乡间的情形,完全是无组织的混乱。平时隐忍压抑的乡民,此时一无所忌,纷纷变身为不曾加入起义军的自发乱民。可以说,在这一刻,没有庶民为崇祯之死如丧考妣,相反,倒被证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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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民劫掠的对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户。后者一般蓄有家丁,庄园也筑有围堡,足以抵挡无组织的自发乱民。同时,中国乡村庞大严密的宗族关系,也发挥了令乱民“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战乱而生的大量逃亡者。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象中往往携有浮财,是很好的洗劫对象——之所以说“想象中”,是因很多人仓皇而逃,实际已不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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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边大绶。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崇祯十五年在米脂县令任上,毁李自成祖父、父亲之墓,将骸骨“尽数伐掘”“聚火烧化”。甲申时,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与人“密谋欲兴义师”。四月底,闯军自北京溃退,一股部队出现在任丘,将边大绶捉住,五月初一启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击迫近,边大绶乘隙逃出。后来他将这段经历记为一文,题《虎口余生纪》[8]。后半部分,记从闯军逃脱后,孤身还家,一路亲睹亲历“土贼”遍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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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二乡民持梃,盖抢营者,询余何来。余诡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许,闻后面喊声,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则四五伧父(村夫),各执枪棒,围余曰:“汝从贼来耶?”余应曰:“我逃难耳。”索财物,余曰:“赤身财与何藏!”尽上下与之,换破衣二件,仅蔽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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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昼伏夜出,白天藏身废弃窑洞,“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东西,视月所向,攀缘上下。经墟墓涧泽中,磷光萤焰,殊非人境”。沿途讨饭果腹,“凡经由土寇之丛薮处,余已作乞丐形,无阻挠者”。二十天后,终于接近故乡,在肃宁县西柳村遇见一位亲戚,这才换掉乞丐装,并留宿。睡了一夜,“黎明,闻炮声震天,乃土贼为乱,阖乡戒严,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计被执时,正满一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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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大绶所经历的,在当时北方四省极为普遍。《明季南略》称“遍地皆白棒手与官兵抢夺,实甚于贼”。[11]所谓白棒手,是徒执一棍、到处行劫者。赵士锦四月十四日从东便门逃出北京,与人结伴南还。“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见情形纷乱如麻,到处有强人出没。这种乱象,过了黄河始有缓减,但整个长江以北,气氛仍极紧张,各乡由士绅出面组织民团,护村巡寨。这些民兵神经紧绷,常有过激反应;赵士锦写道:“泰州城外,乡兵防御甚严。舟至即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两人因此命丧黄泉,赵士锦本人腰部受重伤,强撑回到常熟家中,养伤百日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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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王朝终末,中国总有一段涣乱时光。其间,除严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众滋扰现象。为什么?并非中国的人性较别处为劣,实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时无任何管道与途径,二三百年才等来一点点放纵的机会。换言之,王朝解体,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时。眼下大明的倒掉,遗老孤臣心如刀绞,而在刍荛之夫,却兴高采烈,因为秩序终于不在,天下终于大乱。这样的时刻,可谓千年一梦,古今所共;直到现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所谈仍是这样的问题:“农民在乡里选择,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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