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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高杰部在扬州的焚杀，据史可法就郑元勋被害所上之《悍民惨杀乡绅疏》[45]云：“初到之时不无骚扰”，系其先头部队所为，高杰本人时尚未至，“及镇臣既至，取犯兵而斩以狥，日不下十数人”，整治颇严。此亦证于《甲申朝事小纪》郑元勋传：“入杰营，晓以大义，且责其剽掠状。杰为心折，好慰元勋曰：‘前事特副将杨成为之耳。’出禁令退舍（退还民居），且诛杨成。”[46]郑元勋返回城里之为乱民所杀，即因其转告高杰话语时，人们将“诛杨成”误为“诛扬城”，一时激愤而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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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事与罗九武之在桐城有所不同。高杰部犯有众多暴行无疑，而扬州民众亦非单纯受害者。万元吉从南京前往扬州路上，“兵民构祸，寸步皆阻。扬州民尤甚”，“兵与民相杀，民又与兵相杀”。[47]史可法也提到，扬州百姓“日于河边草际取零兵而杀之，因是结衅愈深，竟不可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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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郑元勋被害，凸显事件中民众并非“绝对无辜”。郑氏乃徽州歙县人，客居扬州，急公好义，勇于担当。他因与高杰曾有一面之交，此时挺身而出：“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乡人之难。”而单骑造杰。其时，情实不可测，家僮阻之，郑氏叱而坚往。至则果然说动高杰，高杰“敛兵五里外”，表示：扬州四周还有很多其他部队（“七大将士”），均因缺饷而挨饿，“岂独蒙恶声乎？遣骑询之，果吾兵，当尽诛以谢。他人非吾责也。”保证管好自己部下。郑元勋拿到高杰的保证书，“急走城上，集公府讼言之。或扣马止之，勿听。”人们先入为主，认定他是高杰同党，根本不听他说些什么，“露刃围之数重，顷刻刃起，遂及于难。”[49]事后，扬人亦悔郑氏之冤，而将其神化：“自后，扬人常夜见公于城上，峨冠绯袍，指挥而过，若天神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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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高杰部先前在淮北的劣迹，经传闻而放大，扬州民众多少有耳食之嫌。彼此尚未谋面，成见已铸，势不两立。例如，五月初七扬州士绅王傅龙奏道：“东省（山东）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51]这里面有事实，但未必尽属事实。所以，史可法关于扬州冲突总结了三条：“扬人惟利兵去，各兵惟愿驻扬，好事者遂造为不根之言。”扬州人坚决不肯驻军，各军偏偏又都愿驻于扬州——针尖麦芒，遂成胶着，而各种恐怖传闻则在当中起着催化发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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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粗看是非分明（官军荼毒民众），细看又有些含混。暴行仅出于高杰手下一部分将士，其统帅可能并不知情，有些暴行可能来自其他部队但账却都算在高杰部的头上，民众也有暴力表现且反应过激、拒绝调解，同时从高杰乃“奉旨”驻防角度言，扬人所为反而“不合法”。然而，是非在此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扬州冲突表明，人民对朝廷不信任、拒绝和抵制。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民间自发抵制朝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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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人民明明知道高杰入扬州系有旨意，是朝廷正式决定，这一点，高杰本人应曾向城内明示，首辅史可法也一再加以证实。由此可见，民众所拒绝的不单是高杰，实际矛头最终针对朝廷。朝廷派高杰驻军，冠冕堂皇的说法当然是抵御虏寇、守护扬城，而民众的坚拒，无异乎否认这种可能性，无异乎公开指出朝廷及其军队根本不会保护民众。他们宁愿相信和依靠自己，自行担负守卫任务，也不愿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在他们眼里，如今朝廷之于虏寇实无分别。朝廷派去调查的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发回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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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更近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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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描述比较客观，双方各有责任。在军队一方，“素少纪律”是事实，是事态导火索；在民众一方，有旨不奉，亦属“乖张”。“一城之隔”四字，特别生动地揭示了彼此认识上的睽隔：城墙之内，“民以兵为贼”；城墙以外，“兵以民为叛”。中间只一道墙，立场竟如隔天渊，根本无解（“弗释”）。关于兵民敌对情绪，万元吉在另一奏疏中，分析荆襄（左良玉防地）、江北（“四镇”防地）两地前景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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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兵民积怒深怨，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备单弱，何以当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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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当左良玉起事时，这两点几乎全被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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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墙之隔”而其心各异的情形，表现为兵民嫌怨，内里则是民间社会与朝廷已经脱节。不难认定，扬州冲突实质在民众对朝廷信任全失，乃至欲与现政权相切割，而萌发出类乎自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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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民众的离心离德，扬州冲突是一次集中表现，小于此规模的，尚有许多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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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据文秉《甲乙事案》，以甲申国变至弘光被执为时间段，从中摘录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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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二十八日，凤阳总督马士英部将庄朝阳，“行劫单县，为民所杀”。[54]马士英标兵在淮安西门外焚劫，当地“义师”（民众自发武装）逮其三十多人。[55]同日，苏州士民焚掠在北降臣项煜、汤有庆、钱位坤、宋学显等四家，常熟焚掠时敏家，海盐焚掠陈之遴家。[56]六月初十，广昌伯、四镇之一刘良佐，报告朝廷：“臣开镇临淮，士民张羽民等不服。”临淮民众则反诉：“叛镇环攻，生灵涂炭。”[57]情形与扬州一样，惟事态较小。八月中旬，浙江东阳民变，波及义乌、汤溪等地；起因系官府不公，至“哄然沸乱”，浙江巡抚左光先派兵镇压，“诸民各保乡寨拒敌”。[58]八月下旬，芜湖民抢税银，主事陈道晖上奏：“抄关税银，被贼入署掠尽。”[59]乙酉年二月，浙江巡按“纵奴强掠市钱，民为罢市”。[60]此人曾当马士英问“饷从何出”时，答以“搜刮可办”，至此践其所言，致杭州罢市。四月，贵州籍明军在徽州“肆行劫掠”，“土人汪爵率众御之，杀其首恶数人”，朝廷“命擒爵抵罪”。[61]五月十二日，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先后逃离南京后，“百姓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街衢”；又，“百姓千余人”擒辅臣王铎，“群殴之”，“须发皆尽”；将马士英与其子宅邸“焚毁一空”，“次掠阮大铖、杨维垣家”。[62]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押回南京，“帝坐小轿入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63]不得民心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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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亦各有记载。如《爝火录》卷二记，甲申年五月，“苏州枫桥一带，米牙斛脚千群，推官倪长玕部署之，练充乡兵，防守浒墅，驯其骄悍，消丛聚。”米牙，即米行；斛脚，乃米行脚伕，在最底层，迹近所谓“流氓无产者”，且群体特征突出，极易“丛聚”。至今苏州倪家弄口猛将堂东墙，存有《奉宪禁斛脚多勒陋弊碑记》，康熙三十一年八月立，文字多剥蚀，然自碑名中“多勒陋弊”四字，可略知其意而领略“斛脚”之“骄悍”。倪长玕用组成乡兵的办法，来消除为乱的潜质。不久倪长玕他任，接替者另搞一套，致“斛脚”们“遂相聚思乱，民皆逃徙，势甚岌岌”，上级只好仍让倪长玕管事，后者“晓以大义散解之，一境始安”。[64]又如《平寇志》记，乙酉年二月，福建汀州民变，由诨名“阎王猪婆”的人领头，“盘踞芜子湖，劫掠横行”。巡抚张肯堂派宁化知县于华玉招抚，“既往，贼横，几不免”。不过，于华玉仍设法予以说服，带着几百人回来。张肯堂将其改编，“命华玉率之勤王”，但走到浙东就“各散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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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以上，我们发现南北民心应无不同。说来，南北百姓皆苦，且各有所苦。曩者多以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盈，日子较北方好过。客观而言，确有此差别。然而却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贫瘠，生存倍艰，不过要看到，北方民众的经济负担较南方轻很多。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66]，这是强调的语气，不能理解为北方百姓不出赋税徭役。不过，明朝财赋泰半落在东南人民肩上，大概是不错的。那条大运河为何是明朝生命线？即因赖此东南钱粮才源源北上，为朝廷输血。如谓北京乃明朝心脏，大运河便是使它维持搏动的血管。自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大运河从东南疯狂吸血二百余年，每位东南百姓一年劳作的果实，“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67]。东南人民除了贡献粮食、盐、棉花、丝织和库银，甚至要从收到运一条龙负责到底。例如贯穿整个明朝，苏松常嘉湖五府承担的“白粮”，不仅“全征本色”，且“民收民解”，费用惊人，沿途要受各关津闸坝官吏的勒索，支付纤夫费用，支付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转运、赁屋等费，经常遭到各地流氓地头蛇劫夺与敲榨，赶上恶劣气候也会造成额外损失……不一而足。最终加以核算，我们来看一位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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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万历年间吴江县“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及至崇祯年间的官方报告，亦指出每船自起解至制销需“费至一千五百两”，平均每石费用为三两，按当时法定的一般粮价折算约为六石左右。如果再把解户因途中漂损而赔纳的部分计算在内，那么总的费用当然就更加浩大了。例如万历年间松江府有一位名叫宋宪的解户，因粮解“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一般之使费竟“负官税几二千金”，亦即共亏欠二千两，平均每石耗费高达四两，约折算为八石左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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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南方条件虽较北方为佳，而若将沉重负担考虑在内，一般人民的景况也并不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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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末北方多处爆发农民起义，史家往往提及极端化年景。如：“岁俭，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69]“崇祯二年，秦大旱，粟腾贵。”[70]“草根木皮尽，人相食。”[71]北方自然条件差，较易遭遇极端化年景，南方一般较少。不过战乱背景下，这种事情也同样在南方出现，辛巳年（1641），张献忠围困下的桐城，便“城中食亦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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