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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曲阜孔府虽已薙发，却深受愧对祖宗的折磨。显然在所有商议之后，由孔文出面，请求清廷给予孔府特恩，保留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的服制。注意：仅是特例，无涉旁人。然而旨意下来，绝不开恩，重申“违者无赦”；对胆敢以此上奏的孔文，仅看孔夫子薄面，才饶其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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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薙发问题上，清廷断然不容讨价还价；哪怕历三千年未改的孔府，现在也非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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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应该补充说明，薙发并非满清铁腕政策的全部。薙发成为焦点，是因由此触发惨剧太多。实际上，满清要推行的是一个整体褫夺华夏衣冠的计划。所以，继闰六月强推薙发令后，七月初九（戊午）又追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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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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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计划，我们发觉满清是很不相同的征服者。历史上，北中国多次被异族占领，到元代更是全境陷落。然而，他们却没有哪个想到迫使华族易服，否则曲阜孔家何能“三千年未之有改”。之如此，是因那些“狄夷”均未越出武力征服者层次，只顾夺取中国疆土和人民，拥而有之，便称心如意。满清之不同，正在于觉悟到不能只做武力征服者。入关以前，它即着手认识中国文化，招纳、任用汉人文士，完全是知己知彼，有备而来。它懂得，在中国，衣冠服制绝非穿衣戴帽，而连结着华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差异与等级。中国人实际上不怕国土沦失，只要冠服未改，就并不觉得已被征服，甚至反而藏在冠服的优越感下，对征服者投去蔑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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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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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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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句，出自南齐顾欢的《夷夏论》。其写作早在满清入关之前约一千二百年。比它更早，有《汉书》对匈奴的描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124]还有东晋江统《徙戎论》的名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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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从赤身祼体到以兽皮遮羞，即是文化；从以兽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带，更是文化。人体修饰的每一种变化，都是文化使然，也无不表征了文化差异。这样一想，我们也就明白冠服发式之不同，并非无关痛痒，的确标识着文化上的高卑美恶。故而，正如顾欢所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126]，作为当时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华族来说，变易服制，何啻奇耻大辱。幸好过往“诸夷”不大懂得中国人这种心思，对自身文化上的“卑微”亦浑然不觉；这样，中国总算没有提前发生为了头发而血流成河的惨剧，曲阜孔家也才得以“三千年未之有改”。此时不然，越过山海关的这支“胡虏”，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中国人的“骄傲”以什么为根基，如欲摧毁之必须从哪里下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征服者不独擅长武力，还对文化有意识有想法，麻烦就格外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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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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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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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笔者最想探究的：明亡之际，同是中国人，南北两地的情形为什么那样不同？先是对“贼寇”的态度，北人支持，南人抵触；然后是对“胡虏”的态度，北人顺服，南人反抗。两个反差彰彰明甚，十分惹眼，凡对这段历史有一定涉猎者，都应能注意到。然而，究竟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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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贼寇”，我们已用不少材料，说明不是民心向背问题。并不存在北方民众厌倦明朝统治，南方民众却怀着美好感情的区别。后者确实不太欢迎北方的造反者，试图把他们拒于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朝廷，两者并非可以直接划上等号那样简单的关系。相反，在南方许多地方民众眼中，“贼”与“官”倒不妨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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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虏”，南北两地遭遇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满清并未区别对待，在北方执行一套政策，在南方另搞一套。过去蒙元倒曾有所区别，它将全体居民定为四等，蒙古人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域色目人为第一、二等，略早而且不太费力就征服的北中国人列为第三等，而把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南中国人置最末一等。满清除对“自己人”（满蒙两族）搞优惠政策，对汉人倒可以说不分南北、一碗水端平。既如此，为什么看上去南方汉人要比北方汉人更痛苦、更不满、更难忍受，就好像受到了格外不好的对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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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这种奇怪情形，我首先想到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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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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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不失为一条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征服者，好像从来没有来自南方的。而北方，从汉代起，就不断有入侵者，而且一再成功，大体晋以后都维持着一代华族、一代异族交替统治的历史，抑或以长江为界，华族、异族分治中国南北。换言之，北中国早已习惯于沦亡（从汉族角度看）或投降，故而鲁迅后面谈到南人所以在元朝列四等，又有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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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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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换言之，我们好像可以因此说，北中国的华族文化传统不如南中国牢靠，质地也渐渐不那么纯正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隔上二三百年左右，就被“蛮夷”冲垮一次，统治上百年，混居乃至混血，这种情况下，传统没法不断断续续，质地也没法不羼杂。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探讨客观历史，不含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既有这层原因，北中国人与异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不如南中国人那么激烈、那么有悲剧感，也很正常。像前面引述的江统、顾欢，都是长江以南汉族王朝人士，就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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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算摸到一些头脑，但明显还是比较外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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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的，是来自明朝本身的线索；或者说，最后的解释，应能显现明朝所特有的社会现实。这当中，我注意到有个最特别、最突出的现象，亦即，明末东南一带发生的种种，都不局限于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而有着相当广泛的民众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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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与李自成、张献忠周旋中，还是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我们都看得见民众的活跃身影。尤其后一事，像之前叙述所展现的，民众完全成为主体。这种情形，实所未有。尽管戎华之别、夷夏之论源远流长，过去却几乎仅系士阶层话题，是所谓文化精英的意识形态。不用说两汉、东晋和六朝，即便民族意识更强的南宋，普通百姓也谈不上充分卷入其中。乙酉年夏季，两个罗店农民隔河手指清兵破口大骂“槛羊牢豕”，这个镜头是带着典型的明朝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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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加以概括，笔者愿意这样表述：在明代——起码是晚明——士夫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已达成某种“意识形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