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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续幸存录》的说法。《明季南略》所载完全不同，也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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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十二月，南京水西门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马司报：一和尚自言当今之亲王，速往报，使彼前迎。兵马司申文巡城御史入奏，弘光批：“著中军都督蔡忠去拿。”忠率营兵四十、家丁二十驰往。和尚坐草厅，忠入问，曰：“汝何人，敢称亲王？恐得罪。”和尚曰：“汝何人，敢问我？”左右曰：“都督蔡爷。”和尚曰：“既是官儿，亦宜行礼，我亦不较。且问汝来何故？得毋拿我否？”忠曰：“奉圣旨请汝进去。”和尚即行，忠授马乘之入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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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情节，差得不是一星半点。《续幸存录》里，大悲出现在洪武门前，而且半夜砸门，动静对比极其强烈。眼下他出现时，却远在“水西门外”，连南京城都还没进，坐在草厅之上，对着一帮小民吹牛。还有，前者说他被当场捆翻在地，“擒之”；后者却说很风光地被请进城来，骑着蔡都督的大马。还有第三个区别：洪武门前，他自报为“烈皇帝”，而水西门外的夸口，只是“当今之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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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情节之外，尚有他说。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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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汉西门外，自冒先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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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提前了三天，变成十二日，地点比水西门更远（相对紫禁城而言），是其西边的汉西门。但“自冒先帝”这一点，与《续幸存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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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甲乙事案》（此书亦广泛讹传为顾炎武《圣安本纪》而流行，《台湾文献丛刊》所收录即是）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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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系故齐藩宗人，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狂言先帝实未宴驾，指斥上（指朱由崧）云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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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前面各家，文秉说法算是兼而有之：大悲自称齐王，但也带来崇祯未死的消息，且以崇祯代言人自居，指责弘光皇帝朱由崧不当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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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大悲因何被抓，当时具体情景到底怎样，显然是无法凿实了。计六奇在引述情节后，注明“此野史也”[7]——道听途说，闾巷所传。而夏完淳、黄宗羲、文秉等人对其所著，虽都表示保证其真实性，但他们当时远在别处，无一置身事发地，算不上可靠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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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笔者喜欢《续幸存录》的叙事，它那个场景较有声色，所以姑以之为本，引为故事开头。至于大悲和尚“自称烈皇帝”，应该并无此事，可能是守门卫士误听之后误传所致。当时，吵吵嚷嚷之中，误听颇为难免。但大悲确实激烈提到崇祯皇帝，一口一个“先帝”——他之所以来，就是以崇祯名义兴师问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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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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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得知，大悲本姓朱，三十五岁，徽州休宁永乐村人。父亲朱世妙[8]是风水先生，母亲在他出生后很快亡故。三岁时，父亲也死掉。十五岁时，至苏州枫桥永明庵拜师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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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自己一系列“高层”交往经历。崇祯十二年也即五年前，崇祯皇帝亲封他为齐王；二年前曾到镇江与桂王相会；今年四月又到镇江去看潞王，起初，他未与潞王见面，只是一旁仔细观察，“跟随王船，由丹阳至无锡。一路上见潞王好施舍斋僧”。[9]跟着跟着，照他的意思，倒是潞王自己注意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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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至海会庵，有承奉李公先来，与悲叩头，悲直受。后来潞王来拜，悲自思潞王是悲长辈，当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见悲下来，随说悲无道学，转身回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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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好玩之极。潞王近侍来见，与他叩头，他毫不客气地接受；等潞王亲自来，他认为应该谦让一下，起身去迎，结果潞王却不乐意了，“说悲无道学”，意思是，他就该大摇大摆地坐着，接受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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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痴人梦语。他一口气提到三位亲王，除涉及潞王一段，虽甚荒诞却还有点依据，其余都根本不可能。齐王封号，已消失两百年，原属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封于青州，朱棣“靖难”后废之，削爵，封国随撤。而桂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粤滇称帝、年号永历的朱由榔之父朱常瀛，他远居湖南衡阳，如何在镇江见到？所以，御史高允兹见了大悲口供，有此评论：“其状似癫似狂，其言如梦如呓。先帝必无十二年封齐王之文，桂王岂有十五年过镇江之事？”都是众所周知、有案可查的事情，一点含混之处也没有。又说，口供所谓“‘潞王下位迎接，与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政（正）不知有风影与否？”[11]这样的事，有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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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供我们读出两点：一、大悲和尚是对政治很抱兴趣的人。他患严重精神病不假，但这不意味着他盘旋于脑际的，尽属无妄之事，相反，他很认真地关心着政治。从哪里可以看出？就是他曾被崇祯封为齐王这一幻想。齐王之事，已经过去两百多年，寻常度日的百姓，不要说有所了解，听都无从听说。大悲却显然知道此事来龙去脉，我们由此推想在疯掉之前，他是个爱读史书或关心各种政治传闻的人。齐王这件事与“靖难”相连，而有关“靖难”一段历史，朱棣在军事政变成功后，严密封锁，不惜重修《太祖实录》以掩除，直到嘉靖、万历两朝，才文禁渐弛，私史颇以发掘求真为重，出现一批成果。大悲应该是接触了这类书籍后，对齐王之事有所萦怀，以致幻想崇祯以他继承齐王爵号。二、潞王屈驾来访、他下位相迎一类情节，必属想象；而他专程赶到镇江，观睹潞王以至沿途追跟的情节，则未必不真。这是由他强烈关心政治推导而来。潞王身上体现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国变·定策》中曾备其详。拥戴潞王，是东林—复社集团鲜明的主张。而以东林—复社影响之大，政治爱好者大悲多半是它的一位民间粉丝。当潞王从淮安到镇江，经无锡、苏州等太湖沿线迁往浙江时，大悲一路追随，这情节不仅合理，如从崇拜者角度言更属必然，类似举止在今天各种超级粉丝那里亦屡见不鲜。盖所谓粉丝，无非是爱至癫狂抑或癫狂以爱。对政治走火入魔的大悲，大抵是先粉东林，再因粉东林进而粉上东林拥戴的潞王。他从镇江到无锡一路尾随潞王，应确有其事；但潞王发现他的尾随而与之会见，却只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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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私自断一断这个案子：大悲认真地讨厌并反对福王或弘光皇帝朱由崧。虽然是疯子，这一政治立场仍属确实，并非别人“栽陷”、强加于他。在现代，精神病患者状态或能使他免于起诉（倘若再合理些，无论有无精神病，对个人政治主张根本就该置之不论），然而，他处于反君必死的时代。于是，这个不赞成“今上”的精神病患者，被砍了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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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疯掉，看来有源可寻。父亲操业看风水，那种神秘主义气息，对他幼小心灵总会有所影响，虽然三岁时父亲即已死掉，但种种孑余多少留下些，比如遗物或村人口碑之类。大悲抚此遗物，或听人讲谈往事，难免情由境生，在其中缅怀、感触父亲，受到熏陶。再者，过早无母失父，相较常人，确更容易陷于精神世界的残缺和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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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疯得厉害，此毋庸置疑。只是有个问题存在些许疑云——笔者一直不敢确定齐王之事，纯属他“妄想狂症”的表现。二百年来，齐王血胤是如何分散的？会不会有一支流落到休宁？毕竟大悲俗姓朱，这应视为线索呢，抑或仅为巧合？他总不至于一生下来就疯掉，那么未疯之前，有无机缘（经文字或传说）获得“齐王后人”的意识，从而埋下崇祯接见并亲口宣布他继承齐王爵位的“白日梦”的种子？他如此热衷政治，觉得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这种焦虑是否全无实际起源？从逻辑角度无法排除疑问，但我的确没有一丁点材料来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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