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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痴人梦语。他一口气提到三位亲王，除涉及潞王一段，虽甚荒诞却还有点依据，其余都根本不可能。齐王封号，已消失两百年，原属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封于青州，朱棣“靖难”后废之，削爵，封国随撤。而桂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粤滇称帝、年号永历的朱由榔之父朱常瀛，他远居湖南衡阳，如何在镇江见到？所以，御史高允兹见了大悲口供，有此评论：“其状似癫似狂，其言如梦如呓。先帝必无十二年封齐王之文，桂王岂有十五年过镇江之事？”都是众所周知、有案可查的事情，一点含混之处也没有。又说，口供所谓“‘潞王下位迎接，与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政（正）不知有风影与否？”[11]这样的事，有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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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供我们读出两点：一、大悲和尚是对政治很抱兴趣的人。他患严重精神病不假，但这不意味着他盘旋于脑际的，尽属无妄之事，相反，他很认真地关心着政治。从哪里可以看出？就是他曾被崇祯封为齐王这一幻想。齐王之事，已经过去两百多年，寻常度日的百姓，不要说有所了解，听都无从听说。大悲却显然知道此事来龙去脉，我们由此推想在疯掉之前，他是个爱读史书或关心各种政治传闻的人。齐王这件事与“靖难”相连，而有关“靖难”一段历史，朱棣在军事政变成功后，严密封锁，不惜重修《太祖实录》以掩除，直到嘉靖、万历两朝，才文禁渐弛，私史颇以发掘求真为重，出现一批成果。大悲应该是接触了这类书籍后，对齐王之事有所萦怀，以致幻想崇祯以他继承齐王爵号。二、潞王屈驾来访、他下位相迎一类情节，必属想象；而他专程赶到镇江，观睹潞王以至沿途追跟的情节，则未必不真。这是由他强烈关心政治推导而来。潞王身上体现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国变·定策》中曾备其详。拥戴潞王，是东林—复社集团鲜明的主张。而以东林—复社影响之大，政治爱好者大悲多半是它的一位民间粉丝。当潞王从淮安到镇江，经无锡、苏州等太湖沿线迁往浙江时，大悲一路追随，这情节不仅合理，如从崇拜者角度言更属必然，类似举止在今天各种超级粉丝那里亦屡见不鲜。盖所谓粉丝，无非是爱至癫狂抑或癫狂以爱。对政治走火入魔的大悲，大抵是先粉东林，再因粉东林进而粉上东林拥戴的潞王。他从镇江到无锡一路尾随潞王，应确有其事；但潞王发现他的尾随而与之会见，却只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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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私自断一断这个案子：大悲认真地讨厌并反对福王或弘光皇帝朱由崧。虽然是疯子，这一政治立场仍属确实，并非别人“栽陷”、强加于他。在现代，精神病患者状态或能使他免于起诉（倘若再合理些，无论有无精神病，对个人政治主张根本就该置之不论），然而，他处于反君必死的时代。于是，这个不赞成“今上”的精神病患者，被砍了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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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疯掉，看来有源可寻。父亲操业看风水，那种神秘主义气息，对他幼小心灵总会有所影响，虽然三岁时父亲即已死掉，但种种孑余多少留下些，比如遗物或村人口碑之类。大悲抚此遗物，或听人讲谈往事，难免情由境生，在其中缅怀、感触父亲，受到熏陶。再者，过早无母失父，相较常人，确更容易陷于精神世界的残缺和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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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疯得厉害，此毋庸置疑。只是有个问题存在些许疑云——笔者一直不敢确定齐王之事，纯属他“妄想狂症”的表现。二百年来，齐王血胤是如何分散的？会不会有一支流落到休宁？毕竟大悲俗姓朱，这应视为线索呢，抑或仅为巧合？他总不至于一生下来就疯掉，那么未疯之前，有无机缘（经文字或传说）获得“齐王后人”的意识，从而埋下崇祯接见并亲口宣布他继承齐王爵位的“白日梦”的种子？他如此热衷政治，觉得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这种焦虑是否全无实际起源？从逻辑角度无法排除疑问，但我的确没有一丁点材料来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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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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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侦缉的忻城伯赵之龙所辖京营戎政衙门，起获大悲自造文簿九件。其中有“圣僧大悲和尚，为天下第一，至三十岁即成活佛”及受封齐王等语，还列有欺佛、泄露天机等十五款大罪。[12]俨若一方教主，无稽之至；略微靠谱的，可能是“三十岁即成活佛”一句，只是“活佛”两个字需要换成“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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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胡涂乱抹、一无足信的文字，便是本案全部物证。北镇抚司掌刑指挥佥事许世蕃以其上奏，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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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妖言无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与相炤应。岂是风（疯）癫野僧？这审供未尽奸情，着拿送镇抚司，严刑密审具奏。钦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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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满意，发回重审。不满意的原因，一是我们已知的，大悲就擒前有公开谋反言论，现在以此为理由，驳回仅以其为疯癫的狱词。另一原因先前我们没有讲到，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情节：大悲刚刚被捕，外面就有人给他投了一张匿名字条，而字条又恰恰落于官方之手。内容秘而不宣，各书无一有载，但推测必与“谋反”有关。换言之，审讯只得出“疯癫”的结论，这张字条却恰好可以推翻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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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不知真假。大悲是否真有同志与其串联？抑或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帖子纯属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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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也涉及那道圣旨。圣旨虽然假不了，但它与皇帝本人的关系却并非不可成疑。明朝自有内阁后，后者拟旨，然后经皇帝过目、批准，这最终的权力叫“批硃”。而随着越来越多皇帝“倦勤”，“批硃权”也早已旁落，常操近倖之手。这是明朝一个有名的顽症。眼下，朱由崧除了恰好是一个声色皇帝，同时还是一位弱势君主。所谓“圣旨”而不出自于他，这种情况根本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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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圣旨下来，案审被具体和明确了方向，即所谓掏出“奸情”。《鹿樵纪闻》记述，镇抚司提交的报告称：“臣等续奉旨严刑复讯，大悲复供云：‘潞王斋僧好道，施恩百姓，该与他坐正位。故六月中有户部申绍芳议保潞王，近又闻钱谦益在圣庙议保潞王。’”[14]复讯、复供字样，显示案情已被刻意操控和改写，并得到了期待的口供。潞王该“坐正位”，以及大臣中有人“议”此事，都是突破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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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樵纪闻》所述，是简化版。《甲乙事案》援叙较详，可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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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奉有严刑密审具奏之旨，事关重大，臣等敢不细加研审。又将大悲、月光提出夹审。即问大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谁写的。”悲云：“此帖我实不知。”臣又行敲审，彼说：“潞王施恩于百姓，人人服他，又斋僧好道，该与他做正位，封我为潞王。故悲于六月间有‘户部申（苏州人）议保潞王’等语。”臣问悲：“议保者都系何人？”悲云：“止将我知道的说出，其余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拶审，又说：“昨十一月二十日，闻有钱（亦苏州人）在圣庙内议保潞王等情。”臣又问同议者何人？悲云：“止知申、钱两家名字，余不知是谁。”臣又问：“议保如何行事？”悲云：“总之，在京各官，与潞府相为者少，都是马阁部的人。权柄在他手里，众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问：“与潞府相为各官是谁？”悲云：“止闻说有人，不知姓名，难以指实，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审，全然不言，再无别情吐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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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抚司官员的报告，其实写得很诚实。我们只须注意“敲审”、“再三拶审”、“再四刑审”三个关键词，就可复原“掏”出那些口供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全部是毒刑的收获。上一次刑，得到一点口供；上得更重，口供就越发令人满意。一开始，拿出那个匿名文帖，大悲根本不知何物；末了，竟然引出了很具体的人名。那个姓申的，是户部右侍郎申绍芳；姓钱的，就是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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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度怀疑大悲吐出申、钱二人，系刑讯者授意。再推敲，又觉不像。负责拷问的官员，只是如狼似虎，尚无迹象显示他们预先知道什么阴谋。他们所写的报告，甚至有意抹去申绍芳、钱谦益的名讳，而注以“苏州人”、“亦苏州人”，态度谨慎，不想得罪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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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何大悲说得那么具体，而且申、钱两人恰好都是东林一派？这并不难解释。大悲和东林一个政治立场，自然留心或听说过东林有哪些人物，此时毒刑难耐，人名随口而出。不过，他属于略知一二而又所知有限，可以说出个把人名，再多，实亦不能。故而，此后刑讯者虽然“再四刑审”，用刑较前益狠，他却“全然不言，再无别情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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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人事先已经料到；或者说，和他们期待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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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可以断定，大悲刚刚被捕，有人已经设了圈套，利用此事达到某种目的。匿名文帖就是他们的手脚，大悲压根儿没有什么“同志”，字条也不出自任何他认识的人；其作者，必为阮大铖、张孙振、李沾一伙——由于对匿名文帖的由来未予追查，在此我们本不该使用那个“必”字；但我们虽无直接证据，却有不可动摇的旁证。且看身处南京上层且立场中立的李清如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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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大悲屡经会讯，语言颠谬……几构大祸。上召阁臣于内殿，皆请包荒以安反侧。独张侍御孙振审词有：“大悲本是神棍（无赖），故作疯僧，若有主持线索（像是背后有人）。”又云：“岂是黎邱之鬼？或为专诸之雄。”语多挑激。时孙振与阮戎政大铖欲阱诸异己，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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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邱之鬼”典出《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这里是说大悲的疯真假难辨，大家别被他骗了。专诸则是有名的“鱼藏剑”故事中那位吴国公子，欲杀王僚而自立；这里不必说是影射潞王，难怪李清说张孙振“语多挑激”。实际上，阮大铖一伙真正目标并非潞王，而是借以勾起弘光怒火，允许他们放手打击东林。他们已备好一份大规模逮捕名单，即所谓“十八罗汉”之类。对于自己的愿望，他们并不藏头露尾，之前已展开为《三朝要典》翻案的行动，朱由崧的态度是支持的（毕竟该案涉及乃父老福王），却仅限于考虑从文字上采取一些不同表述，而非实际地治东林之罪（他也实在没有能力这么做）。就在阮氏等一计不成之际，平白冒出个口口声声代表崇祯兴师问罪、要弘光“让位”于潞王的疯和尚，可谓来得正好。大悲甫入狱，神秘的匿名文帖随之出现；而当最初审讯结果出来，那道勃然大怒的圣旨，果以匿名文帖为据，斥责“审供未尽奸情”，下令“严刑密审具奏”。匿名文帖、圣旨，加上开列停当的“十八罗汉”名单，环环相套，丝丝入扣，阮氏等必以为此番大事可成，“眼观得胜旗，耳听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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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么漂亮的连环计、组合拳，终于还是扑空。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17]朱由崧对于搞“运动”不感兴趣。对此，李清解释为“宽仁”，这是拣好听的说。实际原因一是搞不起来，满朝东林，还有一个手握重兵的同情者左良玉，怎么搞得起来？二是朱由崧的心思很简单，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明年今日还不知怎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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