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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痴人梦语。他一口气提到三位亲王,除涉及潞王一段,虽甚荒诞却还有点依据,其余都根本不可能。齐王封号,已消失两百年,原属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封于青州,朱棣“靖难”后废之,削爵,封国随撤。而桂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粤滇称帝、年号永历的朱由榔之父朱常瀛,他远居湖南衡阳,如何在镇江见到?所以,御史高允兹见了大悲口供,有此评论:“其状似癫似狂,其言如梦如呓。先帝必无十二年封齐王之文,桂王岂有十五年过镇江之事?”都是众所周知、有案可查的事情,一点含混之处也没有。又说,口供所谓“‘潞王下位迎接,与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政(正)不知有风影与否?”[11]这样的事,有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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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供我们读出两点:一、大悲和尚是对政治很抱兴趣的人。他患严重精神病不假,但这不意味着他盘旋于脑际的,尽属无妄之事,相反,他很认真地关心着政治。从哪里可以看出?就是他曾被崇祯封为齐王这一幻想。齐王之事,已经过去两百多年,寻常度日的百姓,不要说有所了解,听都无从听说。大悲却显然知道此事来龙去脉,我们由此推想在疯掉之前,他是个爱读史书或关心各种政治传闻的人。齐王这件事与“靖难”相连,而有关“靖难”一段历史,朱棣在军事政变成功后,严密封锁,不惜重修《太祖实录》以掩除,直到嘉靖、万历两朝,才文禁渐弛,私史颇以发掘求真为重,出现一批成果。大悲应该是接触了这类书籍后,对齐王之事有所萦怀,以致幻想崇祯以他继承齐王爵号。二、潞王屈驾来访、他下位相迎一类情节,必属想象;而他专程赶到镇江,观睹潞王以至沿途追跟的情节,则未必不真。这是由他强烈关心政治推导而来。潞王身上体现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国变·定策》中曾备其详。拥戴潞王,是东林—复社集团鲜明的主张。而以东林—复社影响之大,政治爱好者大悲多半是它的一位民间粉丝。当潞王从淮安到镇江,经无锡、苏州等太湖沿线迁往浙江时,大悲一路追随,这情节不仅合理,如从崇拜者角度言更属必然,类似举止在今天各种超级粉丝那里亦屡见不鲜。盖所谓粉丝,无非是爱至癫狂抑或癫狂以爱。对政治走火入魔的大悲,大抵是先粉东林,再因粉东林进而粉上东林拥戴的潞王。他从镇江到无锡一路尾随潞王,应确有其事;但潞王发现他的尾随而与之会见,却只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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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私自断一断这个案子:大悲认真地讨厌并反对福王或弘光皇帝朱由崧。虽然是疯子,这一政治立场仍属确实,并非别人“栽陷”、强加于他。在现代,精神病患者状态或能使他免于起诉(倘若再合理些,无论有无精神病,对个人政治主张根本就该置之不论),然而,他处于反君必死的时代。于是,这个不赞成“今上”的精神病患者,被砍了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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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疯掉,看来有源可寻。父亲操业看风水,那种神秘主义气息,对他幼小心灵总会有所影响,虽然三岁时父亲即已死掉,但种种孑余多少留下些,比如遗物或村人口碑之类。大悲抚此遗物,或听人讲谈往事,难免情由境生,在其中缅怀、感触父亲,受到熏陶。再者,过早无母失父,相较常人,确更容易陷于精神世界的残缺和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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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疯得厉害,此毋庸置疑。只是有个问题存在些许疑云——笔者一直不敢确定齐王之事,纯属他“妄想狂症”的表现。二百年来,齐王血胤是如何分散的?会不会有一支流落到休宁?毕竟大悲俗姓朱,这应视为线索呢,抑或仅为巧合?他总不至于一生下来就疯掉,那么未疯之前,有无机缘(经文字或传说)获得“齐王后人”的意识,从而埋下崇祯接见并亲口宣布他继承齐王爵位的“白日梦”的种子?他如此热衷政治,觉得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这种焦虑是否全无实际起源?从逻辑角度无法排除疑问,但我的确没有一丁点材料来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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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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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侦缉的忻城伯赵之龙所辖京营戎政衙门,起获大悲自造文簿九件。其中有“圣僧大悲和尚,为天下第一,至三十岁即成活佛”及受封齐王等语,还列有欺佛、泄露天机等十五款大罪。[12]俨若一方教主,无稽之至;略微靠谱的,可能是“三十岁即成活佛”一句,只是“活佛”两个字需要换成“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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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胡涂乱抹、一无足信的文字,便是本案全部物证。北镇抚司掌刑指挥佥事许世蕃以其上奏,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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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妖言无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与相炤应。岂是风(疯)癫野僧?这审供未尽奸情,着拿送镇抚司,严刑密审具奏。钦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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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满意,发回重审。不满意的原因,一是我们已知的,大悲就擒前有公开谋反言论,现在以此为理由,驳回仅以其为疯癫的狱词。另一原因先前我们没有讲到,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情节:大悲刚刚被捕,外面就有人给他投了一张匿名字条,而字条又恰恰落于官方之手。内容秘而不宣,各书无一有载,但推测必与“谋反”有关。换言之,审讯只得出“疯癫”的结论,这张字条却恰好可以推翻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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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不知真假。大悲是否真有同志与其串联?抑或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帖子纯属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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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也涉及那道圣旨。圣旨虽然假不了,但它与皇帝本人的关系却并非不可成疑。明朝自有内阁后,后者拟旨,然后经皇帝过目、批准,这最终的权力叫“批硃”。而随着越来越多皇帝“倦勤”,“批硃权”也早已旁落,常操近倖之手。这是明朝一个有名的顽症。眼下,朱由崧除了恰好是一个声色皇帝,同时还是一位弱势君主。所谓“圣旨”而不出自于他,这种情况根本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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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圣旨下来,案审被具体和明确了方向,即所谓掏出“奸情”。《鹿樵纪闻》记述,镇抚司提交的报告称:“臣等续奉旨严刑复讯,大悲复供云:‘潞王斋僧好道,施恩百姓,该与他坐正位。故六月中有户部申绍芳议保潞王,近又闻钱谦益在圣庙议保潞王。’”[14]复讯、复供字样,显示案情已被刻意操控和改写,并得到了期待的口供。潞王该“坐正位”,以及大臣中有人“议”此事,都是突破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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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樵纪闻》所述,是简化版。《甲乙事案》援叙较详,可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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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奉有严刑密审具奏之旨,事关重大,臣等敢不细加研审。又将大悲、月光提出夹审。即问大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谁写的。”悲云:“此帖我实不知。”臣又行敲审,彼说:“潞王施恩于百姓,人人服他,又斋僧好道,该与他做正位,封我为潞王。故悲于六月间有‘户部申(苏州人)议保潞王’等语。”臣问悲:“议保者都系何人?”悲云:“止将我知道的说出,其余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拶审,又说:“昨十一月二十日,闻有钱(亦苏州人)在圣庙内议保潞王等情。”臣又问同议者何人?悲云:“止知申、钱两家名字,余不知是谁。”臣又问:“议保如何行事?”悲云:“总之,在京各官,与潞府相为者少,都是马阁部的人。权柄在他手里,众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问:“与潞府相为各官是谁?”悲云:“止闻说有人,不知姓名,难以指实,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审,全然不言,再无别情吐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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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抚司官员的报告,其实写得很诚实。我们只须注意“敲审”、“再三拶审”、“再四刑审”三个关键词,就可复原“掏”出那些口供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全部是毒刑的收获。上一次刑,得到一点口供;上得更重,口供就越发令人满意。一开始,拿出那个匿名文帖,大悲根本不知何物;末了,竟然引出了很具体的人名。那个姓申的,是户部右侍郎申绍芳;姓钱的,就是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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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度怀疑大悲吐出申、钱二人,系刑讯者授意。再推敲,又觉不像。负责拷问的官员,只是如狼似虎,尚无迹象显示他们预先知道什么阴谋。他们所写的报告,甚至有意抹去申绍芳、钱谦益的名讳,而注以“苏州人”、“亦苏州人”,态度谨慎,不想得罪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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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何大悲说得那么具体,而且申、钱两人恰好都是东林一派?这并不难解释。大悲和东林一个政治立场,自然留心或听说过东林有哪些人物,此时毒刑难耐,人名随口而出。不过,他属于略知一二而又所知有限,可以说出个把人名,再多,实亦不能。故而,此后刑讯者虽然“再四刑审”,用刑较前益狠,他却“全然不言,再无别情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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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人事先已经料到;或者说,和他们期待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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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可以断定,大悲刚刚被捕,有人已经设了圈套,利用此事达到某种目的。匿名文帖就是他们的手脚,大悲压根儿没有什么“同志”,字条也不出自任何他认识的人;其作者,必为阮大铖、张孙振、李沾一伙——由于对匿名文帖的由来未予追查,在此我们本不该使用那个“必”字;但我们虽无直接证据,却有不可动摇的旁证。且看身处南京上层且立场中立的李清如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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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大悲屡经会讯,语言颠谬……几构大祸。上召阁臣于内殿,皆请包荒以安反侧。独张侍御孙振审词有:“大悲本是神棍(无赖),故作疯僧,若有主持线索(像是背后有人)。”又云:“岂是黎邱之鬼?或为专诸之雄。”语多挑激。时孙振与阮戎政大铖欲阱诸异己,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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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邱之鬼”典出《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这里是说大悲的疯真假难辨,大家别被他骗了。专诸则是有名的“鱼藏剑”故事中那位吴国公子,欲杀王僚而自立;这里不必说是影射潞王,难怪李清说张孙振“语多挑激”。实际上,阮大铖一伙真正目标并非潞王,而是借以勾起弘光怒火,允许他们放手打击东林。他们已备好一份大规模逮捕名单,即所谓“十八罗汉”之类。对于自己的愿望,他们并不藏头露尾,之前已展开为《三朝要典》翻案的行动,朱由崧的态度是支持的(毕竟该案涉及乃父老福王),却仅限于考虑从文字上采取一些不同表述,而非实际地治东林之罪(他也实在没有能力这么做)。就在阮氏等一计不成之际,平白冒出个口口声声代表崇祯兴师问罪、要弘光“让位”于潞王的疯和尚,可谓来得正好。大悲甫入狱,神秘的匿名文帖随之出现;而当最初审讯结果出来,那道勃然大怒的圣旨,果以匿名文帖为据,斥责“审供未尽奸情”,下令“严刑密审具奏”。匿名文帖、圣旨,加上开列停当的“十八罗汉”名单,环环相套,丝丝入扣,阮氏等必以为此番大事可成,“眼观得胜旗,耳听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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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么漂亮的连环计、组合拳,终于还是扑空。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17]朱由崧对于搞“运动”不感兴趣。对此,李清解释为“宽仁”,这是拣好听的说。实际原因一是搞不起来,满朝东林,还有一个手握重兵的同情者左良玉,怎么搞得起来?二是朱由崧的心思很简单,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明年今日还不知怎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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