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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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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马士英留下的痕迹很少了，就连墨迹也是稀见的，但此人尽撤北防以应左良玉兵变的决策，却被认为对南下清军敞开大门。其实此事对明朝结局影响究竟多大，也很难说。可以肯定，明朝肯定不是坏在某一个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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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能以共同福祉为诉求，个人分求自我利益之最大化，造成极端利己意念的盛行和顽强。表现于行为，愈知利己或利己能力愈强，愈能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以国家、社会为念者，往往沦为弱者和败者，除非遇特殊时刻与条件，利己之辈畏缩不前，承其所让后者才可有所成就。在明朝，上述情形便极突出，社会依其奇怪的竞争法则，使唯知利己之人揽入各种权柄，把握诸多要津，以致国有大患甚而将亡亦乏人关心，关心的只是一己欲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极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理解不了，只是不予考虑，捞不够的焦灼和恐惧填满心胸，哪怕只比别人少捞一丁点，亦必龈龈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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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之死引起的反应，就很典型。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这是影响全局的严重事件，史可法至以“睢州大变”[12]相称。然而，消息南来，那些与高杰素有龃龉的大帅，非但不以为忧患，反倒额手相庆，以为“上天默除大患”。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三镇，联名合疏：“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13]他们想到的，全是私人恩怨。史可法奏请高杰之子嗣帅位，以稳军心，结果一片哗然。盖因高杰一死，诸帅全都暗打算盘，亟待瓜分其旧部、争抢扬州这片肥肉。当初，高杰恃强，得以扬州为驻地，他这一死，曾与之争扬州而失利的黄得功，立刻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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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功复争扬州，欲尽杀杰妻子以复前仇，可法急遣曲从直解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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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不嫌途远，引兵趋扬，谋夺城池外，还想袭击留在扬州未随军北进的“杰家并将士妻子”，“城中大惧”。史可法闻讯，派同知曲从直速往制止，朝廷也急遣内监卢九德“谕止”。为平息事态，朝廷连发二旨：“谕史可法：卿已归扬，解谕黄得功等各归汛地，何必与寡妇孤儿争构。”“大臣先国而后私恨。得功若向扬州，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设敌乘隙渡河，罪将谁任？着诸藩各恪守臣节，不得任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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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睢州大变”的沉重判断；一边，却是几位大帅联手欺负孤儿寡母。第二道谕旨指出的“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尤能显示各镇的自私。诸军唯高杰北上，而当重挫之际，却要被人背后捅刀，忧虑后方妻、子的安危。诸镇为夺利而擅离汛地，已属可鄙，更何况极可能致高杰所部将士因后顾之忧丢弃阵地南回，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史可法“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家邦者”[16]的批评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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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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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高杰殒命的欢呼庆贺、落井下石和偷鸡摸狗，尚非最荒唐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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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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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举兵反自武昌。左兵之反，头绪甚多，历数之起码有这几条：一、为“北来太子”（王之明）打抱不平；二、党争，或曰对近几个月南京阮大铖等人紧锣密鼓报复、迫害东林—复社人士的反弹；三、躲避被清军赶至南方的李自成军；四、严重缺饷，找个理由就食下游；五、部队失去控制，左帅一定程度为部将挟持（其部下多出身绿林），身不由己；六、有人居间煽动和利用，这主要指黄澍所起的作用，他与马士英誓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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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交错，似清还浊。其中，左良玉同情东林、马阮搞政治迫害、左军在军饷上受到克扣，都是事实，就此，起事未为无理，乃至有一定“正义性”，《桃花扇》便持这看法。同时，的确不能排除假借仁义、暗行褊私的因素，至少从实际效果看，是主观上不顾大局、客观上为虎（满清）作伥，左良玉对此实难辞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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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清军是看见左良玉兵变，视为天赐良机而大举南侵。两件事咬合很紧，易让人误为有因果关系。但细辨时间顺序，发现仅为巧合。清廷征明的决策先此一个月，实际行动也略早于左良玉举兵日期。豫王入归德为三月二十二日，三天之后，左良玉方举兵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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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事件各自发生，清军并非因钻空子采取行动，可实际产生作用仍是对明朝构成夹击。北面连失重镇，西边狼烟弥漫，南京顾此失彼。何况叛军又非等闲，其为明军之巨无霸，规模差不多可顶四镇总和。高杰所部刚刚瘫痪，左兵又闹分裂，两月之内明朝次第失其排名一、二的劲旅，且又与满清南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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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史上另一屡见情形：恰当外遇强敌之时，内部纷争如火，几乎就像主动配合。所以，每每要以“攘外”、“安内”为题做文章，从中抉择。这当中，汉奸、卖国都非骂不可，诸如“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内”一类奇谈怪论，一定要唾弃。然而，骂与唾弃并不能消除现象，尤其是现象的原因。对中国来说，最好是不再发生这种情形，像很多国家一样，一旦有事，上下内外立即团结，一切嫌怨涣然冰释，齐心御侮。从这层看，骂不解决问题，问题要在骂之前解决，从而做到不必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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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情都不简单，你中有我、千绕百缠，抑或就是一潭浑水。你以为里面有原则，其实连原则本身都已成为手中一张牌。故而在我国，讲原则、用原则性眼光看问题往往行不通，也是条基本经验。职是之故，我们的术策意识便格外发达，什么离坚白、知雄守雌、合纵连横，其中的教训都是说，原则既不可信更不能执。无有不可利用的，什么也都应该利用，切不能拘泥、认死理，比如，要善于从坏事中看见好事，从敌人中发现朋友。《爝火录》载：“太监高起潜奏左兵东下，闯贼尾其后，我兵击其前，自当指日授首，不须过虑。”[17]正是说，因左良玉的缘故，李自成现在已是可以借重的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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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良玉叛乱，其本身对错是一码事，所引起的反应与对待，是另一码事。叛乱为虎作伥不假，然而，既不等于左氏此举只有挨骂的份儿，更不等于有关处置不藏猫腻。这是读这段史料时，笔者自感无法排解的烦扰。简言之，左良玉固然有错，可制裁他的人未必比他更好，也许反而更坏。中国的历史，陷阱实在是多，心思单纯真的极易误读误判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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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兵举事后，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况下，尽撤江北防线，强令各部向西集结。我们不便断言，如果清军南下同时没有左良玉兵变，马士英是否会组织对外敌的有效抵抗。我们只是知道，当兵变发生而同时面临外敌时，马士英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下达的命令，是将外敌置予勿论，全力粉碎内部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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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认定的敌人是左良玉，不是满清。这好像也没太大问题。其一，左良玉确实是叛乱者，说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图并不牵强，而那是头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间，马士英认为前者较后者威胁更大、更急；这是判断问题，你可另有判断，但不可以禁止他这么判断。因此，从冠冕堂皇角度，马士英没有什么太可指责的。然而谁都知道里面有猫腻，干脆说，谁都知道马士英是公报私仇，但这话却没法摆到桌面上，因为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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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人们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君主制下无公权，权力是皇帝私有。肯定地说，并非那样。如果去过一些古代衙门遗址，往往能在门外见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几个字。它无疑体现了一种公权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内，权力也受各种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中国的问题，不在缺乏公权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权私有的制度设计（当然，那时的设计达不到现代水平，但跟相同历史时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国的设计已算出众），而在于中国人通常不能信守。他从小受教育曾经接受过公权的意识，也从文章和语言上反复表示要忠于这意识，但一旦权力到手，却完全背弃所诺。这就是心口不一。这现象的根因说来就很虚渺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一个宗教本源，在此无暇深究。总之，中国人骨子里普遍不接受公权真正被限制与私利隔绝，并非已经当上官的人这样，一般民众如果展开对权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兴奋点。在这意义上，马士英谈不上“中国的败类”，甚至也谈不上特别坏的中国人，实际倒不如说，他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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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满清的“潜伏者”。我曾大胆设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里面没有一个他恨之切齿的黄澍，马士英态度也许能颠倒一下，变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历史“刚好”不是这样。这么看历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历史总是被各种私欲拨弄来拨弄去，它的内涵往往还真的并非想象的那样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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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就具体看看，在马士英的拨弄下，历史变得怎样地轻浮。《鹿樵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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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还，言王师（清军）必至；士英恶之曰：“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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