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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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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台湾文献丛刊第五辑《东山国语·鹿樵纪闻》（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199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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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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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台湾文献丛刊第五辑《东山国语·鹿樵纪闻》（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199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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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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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台湾文献丛刊第五辑《东山国语·鹿樵纪闻》（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199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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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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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遗民·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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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现象所包含的主题，不是表面看上去的对明王朝之忠，甚至也不仅仅是反清那样狭隘。这是对中国自身历史与文化大变革、大觉醒在即，却突然陷于绝境而生出的大悲凉、大不甘。假如把“攘夷狄救中国”，换写成“攘蒙昧救文明”，我们对吕留良夷夏之防理论的内涵，便不存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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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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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出身仕宦，其父祁承爜乃藏书大家，祁氏“澹生堂”藏书冠诸一方。祁彪佳为刘宗周弟子，南都立，史可法派之往苏松处理民乱，后因阮大铖欲加害，辞归。清兵下杭州，先于乃师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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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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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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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三位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曾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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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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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雍正六年（1728），他讯问吕留良案要犯曾静的过程中，逐条批驳吕氏言论时所说。在他而言，以上每个字皆得谓之掷地有声、凿然可据。我们先前的讲述，不少地方也颇能为他佐证。总之，从历史事实角度乃至从道义角度，朱明被满清取代，算得上情理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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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的情形则不如人愿。到吕案发生时，满清入主中国已有八十余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汉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仍然很顽强地抗拒满清统治，对明朝念念不忘。这让雍正觉得全然不可理喻。清初与晚明，二者气象之不同，孰明孰暗，昭昭在目。一个繁荣昌盛，一个腐朽没落；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暗无天光。谁应被歌颂赞美，谁应被批判唾弃，难道不一目了然么？可吕留良、曾静之流，罔顾事实，偏偏将丑陋不堪的明朝抱住不放，对蓬勃强大的清朝（《大义觉迷录》几次提到清朝版图的伟大）却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种人，说他们“丧心昧理”有什么不贴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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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定意义上，道理在雍正这边，在清朝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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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明朝活该灭亡，不亡无天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无论取代者谁，兴许也不比它更糟。如着眼于“实际”，满清的入主还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一、它将半世纪的战乱敉平了，这意味着大规模死亡终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战争、灾荒和瘟疫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人口减少了4000万”[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计约为1.6亿。康熙十七年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别有明万历十年（1582）图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图，比较一下，差距惊人，整个蒙古、新疆和台湾，均于清朝并入中国版图。事实上，西藏也是；明虽设有“乌思藏宣慰司”，但仅为名义所属，并非实际控制，亦即不是中国一个行省。三、从一般人民“过日子”角度，比明末强太多，赋税总体上有相当的减轻（这也是因为有晚明做陪衬的缘故，后者在贪腐和战祸两个重压下，闹得太不像话），吏治大体肃清，人民基本可说“安居乐业”。以米价论，崇祯十六年每石值银三点三两（此仅指北京米价，至于别地，崇祯初即可高达每石值银四两）[4]；而“清初米价，正常价格，约在每公石合制钱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银每石不足或略多于一两，雍正九年至乾隆五年之间，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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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好处或实利，相当诱人和巨大。也因它，后来历史渐渐变成一笔糊涂账。例如有关洪承畴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当然是眼下的反清与朱元璋当年反元一脉相承。而据洪氏后人称，孙中山在日本筹款时，洪家一位旅日华侨洪汝辉见到他，当面提问：“先生致力于推翻满清政权，此固正确无疑。但对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评价？”孙答：“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表了这个态，复赠《赞洪文襄》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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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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