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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灵涂炭”，尤其在清兵入关后，北方所以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比以后的日寇严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杀，满清则起码搞了扬州、江阴、嘉定三次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谁不知”，大概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比较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大大扩张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我们对那件事便抱了好感与好评。京戏有《洪母骂畴》，演传闻已殉国的洪承畴，突然归家，母亲见他身着“胡服”，不由怒骂。这情节纯属演义（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过得好好的，顺治九年卒[7]），但孙中山诗中“安裔换清衣”的句子，却与剧情构成奇异的反差，“换清衣”为洪母所骂，在诗句里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气概，以一人之忍辱换来全体汉裔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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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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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洪承畴身上，不光后来汉人算糊涂账，满清出于本身需要也搅浑水。本来，所谓洪承畴劳苦功高，起码对满清而言确实如此。他的投降，是满清在关外时取得的重大突破。入关后，在搞定南中国过程中，洪氏更居功至伟。江南既下，洪承畴便受命为江南总督，在这抵抗最激烈的区域，充分发挥才智以及本身为“南人”的种种优势，软硬兼施，宵旰吐握，为清朝啃下这块硬骨头做出不可埋没的贡献。之后，领衔平定西南那终极之战，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缅甸只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后一年多病故。自归降至终，洪承畴对清朝来说可谓“死，而后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却被清朝列入《贰臣传》。这个“贰”字怎讲？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忠贞不贰”，洪承畴原为明臣、后降满清，显然没做到这一点，所以便“贰”了。这种情况，倘由明朝贬为“贰臣”还差不多，到头来竟是清朝给了他这样的评介。当然，“贰臣”还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传》，里面是些更坏的人。再者《贰臣传》亦非专门针对洪承畴，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员都列在其中。为什么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谕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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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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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点名的降臣，情形并不一致。像吴梅村，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像洪承畴，则并不三心二意，始终着实用命。对此，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区别对待；结果一视同仁，洪承畴虽“鞠躬尽瘁”，也仍然落个“贰臣”下场。所以这么搞，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当时为了得中国“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如今，“事后平情而论”，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而要“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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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关洪承畴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后来在不屑、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可以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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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历史功利的一面，或者实利地对待历史而取的态度。雍正讯问吕案，振振有辞批判吕留良对于反清复明执迷不悟，也是从实利角度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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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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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莫非是睁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带来多少实惠、好处，“三尺之童亦皆洞晓”，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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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历史只有实利一种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边，吕留良那种人和事也会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然而，并不只有这种角度。对于实利这一面，吕留良辈未必瞧不见，甚至未必否认。他们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论事，他们或许可以承认雍正所指出的并不差。就此大概用得着围棋里一句话：“胜负不在这里。”雍正所提质疑，与反清义士胸中所抱苦闷，不在同一层面。雍正觉得，大家有好日子过，岂不就万事大吉，还抱怨什么？反清义士却认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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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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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发生“遗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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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至乙酉年南京投降、弘光皇帝北狩，明代的政治历史就已画了句号。之后，浙、闽、粤、桂、滇以至缅甸，虽还有几个小朝廷，则不过是一些遗民奉了几位朱氏后裔为君，以托显自己的心曲。单论朱家本身，对于做皇帝不光信心尽失，意兴亦已阑珊。这从朱由崧身上看得清楚，杭州的潞王也是如此。这两人都相当爽快地交出权力，好像巴不得一切尽早结束。以后，隆武、鲁监国、永历诸位，除朱聿键还有些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别的对于身上责任都可说勉为其难。我们看乙酉年五月以后的态势，不免有奇特的发现：这时候，臣子对明朝的眷恋、忠爱，竟然远在王朝拥有者亦即君王之上；那座江山，主人弃之不惜，略无留恋，倒是臣仆不能释怀，为之寤寐难安。由此可知，游戏确已结束；犹如赌局之中，在庄家位子上呆得过久，以致失去刺激，大明王朝满面倦容、哈欠连天，无心再玩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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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如此，我们的叙述却不以明朝政治生命终结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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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明朝历史的全部，尤其当着它结束的那段时间。南京之降，使明朝的政治历史画了句号，然而其后南部数省以流亡形态所维持的存在，却从政治层面之外使明朝历史话语继续延伸，乃至有所提升——我们姑且称之为明朝的文化历史，或者说文化上的存在。从隆武到永历，作为“政权”，都可忽略不论，乃至有不少娱乐的味道，多半只能博人一粲。但在精神层面或从思想文化属性看，这段历史意外地表现出相当坚实的质地。你不妨把几个小朝廷接踵而立给予喜剧的解读，可透过那种前仆后继、屡败屡战，又分明体会到背后有文化上痛楚与苦闷的沉郁陈说。我们觉得整个中国朝代史，明亡的特殊性在于，不是落于“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惯常主题，亦非皇帝就擒或死于非命能够作为标志；明朝之亡有个奇异的尾声，几乎持续一个世纪才告消散的“遗民现象”。在此流宕中，历史艰难却顽强地传递了一些可能是超越时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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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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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这个特别段落，从南京陷落之日即告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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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段宜兴卢家的故事。那是个庞大悠久的家族，“族人千计”[10]，崇祯十一年末因抗清壮烈阵亡的儒帅卢象升，便出卢家。卢象升有个弟弟卢象观，癸未（1643）进士，此时里居家中。南都变故后，象观即散家财，“聚乡兵千人”，准备起义。很快，宜兴城被清军占领，但广阔乡间仍未为其所控。卢家在乡下，距城六十里，象观举兵抗清消息传出后，短时间当中“乡镇拥众悉归象观，象观遂得乌合数万”。“乌合”，是指起义者完全是未经训练的民众。同时，哥哥卢象升的几个旧将，闻讯“亦归之”。象观决计领着这“乌合之众”，收复宜兴城。他从探报得知，城内“无兵，可取”，便“身率三十骑疾趋”，一马当先，大队人马反在其后。城内确实无兵，但原因是清军主要为骑兵，“驻营城外平原，盖利于驰突也”。有经验的卢象升旧将，听到象观突出的消息大惊：“书生不晓兵事，身为大帅，轻至此乎？”却已不及阻止，“即选精骑三百赴援”。象观等三十人虽然比较轻松突入城中，外营清兵却随后拥来。象观只能在曲巷与敌周旋，援兵赶来时，他已“颊中二矢”。杀出城，一路都被清军追击。象观等打算从水路退入太湖，最后没有成功，“众寡不敌”，“左右欲退，已扬帆矣”，但已抱死志的象观“持刀断索”，“曰：‘誓死于此！’不去，遂被杀。”反抗中仅卢家一家，“昆季子侄死者凡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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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在乙酉之变后清军克取东南（苏、皖、浙）的过程中，有相当代表性：一、是纯自发的没有政府背景的抵抗，类似之事清军在渡过黄河前简直未遇一例，眼下却于各处城乡普遍遭逢；二、抵抗几乎全由士绅（诗书传家的知识精英）带头，他们在民族存亡关头以及国家或朝廷完全崩解的背景下，毁家纾难，倾其所有，献于抵抗事业；三、一般民众对于士绅所持道义不仅认同、呼应，且接受和追随他们的领导；四、这种反抗谈不上任何组织和规划，毫无秩序，既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也不宜加以理性的质疑；五、所有参与者都未问成败，只为了在国破之际去证明点什么；至于带头之士绅，恐怕不是未问成败，而根本是在明知必败、抱以死志的心境中，毅然行此。对此，计六奇在讲述一桩桩类似事迹后，特写一条“总论起义诸人”，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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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国家一统，而自成直破京师，可谓强矣。清兵一战败之，其势为何如者？区区江左，为君为相者必如勾践、蠡、种，卧薪尝胆，或可稍支岁月……至是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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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既不失理性，同时也不失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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