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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腆纪年附考》第379页至第396页，以近二十页篇幅，记述了东南各地二十七起类似卢象观那样的自发抵抗。时间范围主要自乙酉年六月起，至闰六月二十七日亦即唐王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止；这段时间，明朝失去国都、皇帝被俘，政治上处于短暂空白，故一切抵抗均为民间之自发、自主现象。所涉及地点，依今日区域，包括江苏吴县、吴江、武进、苏州、常熟、宜兴、江阴、无锡、常州、昆山、太仓，上海嘉定、松江，浙江余姚、绍兴、富阳、宁波、东阳、嘉兴、余杭、建德、长兴，安徽休宁、宁国、泾县、青阳、池州……将这些地名相互联缀，我们眼前可以浮现一张几乎完整的东南地图。而在每个地方，都各有卢象观式人物，仅自声名较著者言，如沈自炳、沈自兄弟之于吴县，吴易之于吴江，顾杲之于无锡，沈犹龙、陈子龙之于松江，钱肃乐之于宁波，侯峒曾、黄淳耀之于嘉定，金声之于休宁，吴应箕之于池州……他们的故事，简直出自同一个模式：破家举义、抱必死志、无望而战、殉国以终。两个多月，唯一组织较好而显得不那么徒然送死的抵抗，便是阎应元、陈明遇等领导的江阴抗清，虽然最终仍不免于失败、惨遭屠城，但这弹丸小城却拖住清军二十余万八十天，令其三王、十八将毙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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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先从东到西、复由北而南，在同一个中国，清军遭遇却像杜甫的一句诗：“阴阳割昏晓。”北南之间，反差有如黑白。在北方，清军长驱直入、一路坦途，波澜未兴而江山易手；过了淮河尤其来到江南，惨烈抵抗陡然而起，义夫壮士络绎不绝。这种奇怪的差异，如今历史教科书绝口不提，更不会探讨，但在当时却是极为突出的现象，作为入侵者的满清感受非常强烈，乃至“不解”——《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曾以一事质问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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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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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中国，山西人对清朝那么“忠诚爱戴”，湖南却出了曾静这种“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雍正对此“不解”。而我们知道，曾静私淑的老师吕留良是浙江人，换言之，十八世纪上半叶已过去一半以上时间，从浙江到湖南一线的南中国，反清意识仍很顽固，反清的思想也特别有市场。从这个事实，回看当年满清初入中国，更能体会南北两地态度当何等悬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颇为自然——如非一国，山西、湖南人态度截然不同，并无可诧异之处；既是同一国家，都曾为明朝子民，怎么一个可以很快地春风化雨，一个却如顽石那样难以感化？这其实是个很深的问题，雍正说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为了揭批曾静故意装成“不解”（从《大义觉迷录》看，他对中国相关的思想渊源，不乏了解）。倒是当今中国人也许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现在贫乏的话语，当时山西、湖南之间这种差别，恐怕都用爱国、不爱国来表述。如这样，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对于另一些人的顽固反清，也全不在点子上。山西人非“不爱国”，只是不大爱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国人的排满，根子上也不是爱朝廷。面对满清，南北两地态度反差，除开生存状况相对的足与不足，顶顶主要的还是历史—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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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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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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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甲乙两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见，恍若两国。民国初，孙静庵与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讨论修撰《明遗民录》的意义，后者讲了一句话：“岂可使笑中原无人？”[14]当时确有这种状况——直至抵于扬州、遇见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无人”，在这以后，才猛然发现并非无人，而是很有“人”，顶天立地，踵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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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方不是没有相同点，比如南京和北京一样，都上演了投降一幕；但关键在于，还有不同。率众武装抵抗是一种，个人自决绝命又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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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下半年，对中国来说，不只有悲惨，也随时闪现悲壮。一批从品格到才具都很优秀的人，自主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如弘光朝初期大学士、名臣高弘图，他为马士英、阮大铖等排挤，四疏求退，因是北方人，辞职后无家可归，而流寓绍兴，“两浙相继失守，弘图逃野寺中，绝粒而卒。”[15]他有一孤子相依为命，死前，专门托与谈迁（在南京时，谈迁为其幕客），然后独自避入竹园寺，从容绝食。如徐汧，他是复社领袖，阮大铖最后图谋陷构而未遂者；南都破，他留书两个儿子：“国事不支，吾死迫矣。”决心已下。及闻苏州不守，即于夜中自缢，但被仆人发现解救，未果。一个朋友试图劝之：“公大臣也，野死可乎？”他的回答相当凄凉：“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终于闰六月十一日，“肃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桥下死。”[16]他的行为已超越了个人之身死，而成为一次有关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展示与垂范。如杨廷枢，复社之长，名满天下，国亡隐山中，卒被抓获，“大骂不屈”，押解时于舟中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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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文天祥）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廿四日被缚，饿五日，未死。骂贼，未杀。未知尚有几日未死。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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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被害。读血书，可知杨廷枢执着于死的选择，意在“以身作则”，彰显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贤、下启后人，俾使读书人精神使命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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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勇毅之士层出不穷，果敢故事书之不尽。其中令人至为感佩，是当此重大关头，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翩联袂、彼此追随、同赴大义。读这些事迹，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别都达于极致的“两面性”——一面朽烂污秽无以复加，一面勃然向上、刚健劲拔之气直冲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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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者如夏允彝，“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8]同志皆死，则己即不能独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后来为他作传，详叙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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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慤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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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几位“卓哉吾友”，虞求为徐石麒，前吏部尚书，自缢死；广成为侯峒曾，投水死；勿斋即徐汧；绳如为吴嘉胤，南都事变时他出使在外，闻讯折返，拜方孝孺祠后投缳，为家人所阻，及薙发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缢死；慤人为何刚，与史可法共事，死扬州；蕴生为黄淳耀，与侯峒曾共同领导了嘉定起义，失败，偕弟黄渊耀缢于馆舍。遗诗中，夏允彝首先陈说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继没，犹望中兴”，而杭州投降后，则尽弃此念。此念一去，继续存世于他即无意义，想到同志好友多数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愿和他们“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后两句，尤为大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么，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励后人”，死非为个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脱，而是以这行为激发、醒觉后世，我们今天的话是“为民族和历史献身”。在他表率、垂范下，不过两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败，以十七之龄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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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携赴义的情形，除友朋之间、父子之间，亦见于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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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不但为明末名臣，更是儒学一大宗匠，世称念台先生，所创蕺山学派，门生众广、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为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鏣、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鰲、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豪华夺目，令人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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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朝事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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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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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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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书行之间，渐次跟踪刘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长死亡经历，一个内外静穆的思想者雕像，凿然而立。我们景仰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物，以为中国不曾在精神专注、肃然、坚忍及强大上有堪与比美并论者，刘宗周的死亡仪式以其不动如山的内心世界，完全扭转了我的看法。由此，进而追询文化与精神上我们如今为何难以摆脱一种“自卑”或不足，方意识到是因刘宗周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已太过遥远，而目力所及却无从寻找这种沉潜的意志和自持力。从满清起，对知识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龚自珍“病梅馆”中的病梅。就此言，刘子之死对中国精神史而言实有深远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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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门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师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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