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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被害。读血书，可知杨廷枢执着于死的选择，意在“以身作则”，彰显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贤、下启后人，俾使读书人精神使命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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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勇毅之士层出不穷，果敢故事书之不尽。其中令人至为感佩，是当此重大关头，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翩联袂、彼此追随、同赴大义。读这些事迹，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别都达于极致的“两面性”——一面朽烂污秽无以复加，一面勃然向上、刚健劲拔之气直冲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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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者如夏允彝，“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8]同志皆死，则己即不能独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后来为他作传，详叙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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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慤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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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几位“卓哉吾友”，虞求为徐石麒，前吏部尚书，自缢死；广成为侯峒曾，投水死；勿斋即徐汧；绳如为吴嘉胤，南都事变时他出使在外，闻讯折返，拜方孝孺祠后投缳，为家人所阻，及薙发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缢死；慤人为何刚，与史可法共事，死扬州；蕴生为黄淳耀，与侯峒曾共同领导了嘉定起义，失败，偕弟黄渊耀缢于馆舍。遗诗中，夏允彝首先陈说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继没，犹望中兴”，而杭州投降后，则尽弃此念。此念一去，继续存世于他即无意义，想到同志好友多数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愿和他们“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后两句，尤为大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么，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励后人”，死非为个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脱，而是以这行为激发、醒觉后世，我们今天的话是“为民族和历史献身”。在他表率、垂范下，不过两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败，以十七之龄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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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携赴义的情形，除友朋之间、父子之间，亦见于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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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不但为明末名臣，更是儒学一大宗匠，世称念台先生，所创蕺山学派，门生众广、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为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鏣、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鰲、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豪华夺目，令人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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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朝事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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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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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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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书行之间，渐次跟踪刘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长死亡经历，一个内外静穆的思想者雕像，凿然而立。我们景仰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物，以为中国不曾在精神专注、肃然、坚忍及强大上有堪与比美并论者，刘宗周的死亡仪式以其不动如山的内心世界，完全扭转了我的看法。由此，进而追询文化与精神上我们如今为何难以摆脱一种“自卑”或不足，方意识到是因刘宗周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已太过遥远，而目力所及却无从寻找这种沉潜的意志和自持力。从满清起，对知识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龚自珍“病梅馆”中的病梅。就此言，刘子之死对中国精神史而言实有深远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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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门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师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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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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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在《自题》中，黄宗羲将自己一生划为三段：“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党人”指少年时代因父亲黄尊素身陷党祸举家受迫害，“游侠”即明亡后长期抗清和流亡生涯，“儒林”指五十岁后致力于历史反思和思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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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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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明末著名士大夫，与陈子龙共创几社，并入复社后为松江府复社之长。乙酉清军下江南，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沉以死。子夏完淳，幼以神童名，“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父死后如孤魂野鬼，矢志反清，旋被捕，被洪承畴杀于南京，年方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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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江渔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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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作于丁未年（1667）。乃父徐汧乙酉殉国，枋欲从死，父止之，遂以遗民终一世，艰贫备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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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兵至杭州，彪佳约刘宗周起义，不果。及贝勒檄诸生投谒，彪佳语妻商氏曰：“此非辞命所能却，若身至杭州，辞以疾，或得归耳。”阳为治装将行者，家人信之不为意。至夜分，潜出寓园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书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其从容就义如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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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为“宁静之死”所打动。查《祁彪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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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载弟、奕远侄皆有书来，力劝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