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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23 尚有大批知识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号。南都亡,东渡日本,“思乞师”,未成。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浙东败……之瑜之日本乞师……会以大定,乃留东京。自国王以下,咸师奉之。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56]对日本文化贡献极著,旅居四十年,终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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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25 关于明遗民流寓海外的情况,《明遗民录》无锡病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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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27 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诸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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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29 这或为古代最严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当时读书人之稀少,加上“遗民”多半身有功名,这逃往台湾或南洋的三千人,应是中国的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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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34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59]
1706906435 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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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37 如将不入城市、逃释、不仕、避居海外诸多情形加在一块,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才流失将达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满清一度为此窘迫,到处寻访“贤逸”,征召、拜求,却每每碰钉子,吃闭门羹。《桃花扇》剧终前,有位捕快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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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39 三位不知么,现在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门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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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41 这当为真实写照。人才匮乏,当局竟至强行“拿人”,可见知识分子怎样普遍地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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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43 为解决问题,当局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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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45 软的一手,即以科举相诱。这一点,与蒙元不同,或者说吸取了蒙元的教训。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洩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时候,总有利欲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续笔》录有一首讽刺诗,即反映这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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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47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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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49 夷、齐即伯夷和叔齐,他们“耻食周粟”,隐首阳山。诗中借这典故,嘲笑在科举诱惑下轻弃初衷的“遗民”。对这些渴求功名的人,当局此手颇能奏效,以致后来还闹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闱的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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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51 矢志不渝者也并不少。对他们,软的不行,则“继而严刑峻法”,“以刀锯斧钺随其后”。[61]这方面的情形,尤见于东南一带。盖因彼处既为明兴之地,同时,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或者说以士夫为中心的新型领导权,发育最充分。为此,满清在那里重拳频出,屡次制造大案、惨案,以期摧毁当地的知识分子集团。其荦荦大者,是“奏销”“哭庙”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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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53 “奏销”一案,发生于辛丑年(1661),标志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谕令。所谓“奏销”,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内容,即每年征收钱粮,据实报部奏闻。康熙这道后称“奏销令”的旨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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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55 谕吏部户都: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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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57 孟森先生说,从表面看,该谕“固亦整顿赋税一事,非不冠冕”[63];但内涵哪里是表面那么简单而堂皇,否则,有清一代不至于讳莫如深,“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清中期大学者张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64]《东华录》内仅存上述上谕,“官书所见止此”,其他记录一概抹掉。而“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65]。这就难怪张穆距此事不过百年,却连它发生年月都已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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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59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不过在它前头,却先有别的事实。董含《三冈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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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61 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车、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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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63 换言之,江南拖欠钱粮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为负担太重,根本无法完成。负担这么重,有三个原因。两种可以摆到桌面上,一种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开国之初,多处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谕头一句所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第二,江南为天下财赋所出,他省经济生产远为不如,故为朝廷所特别倚重,这倒不独清朝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后一条,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东南乃前朝势力最顽固地区,在满清而言,加重负担乃有意为之,严苛其政以收打压、降服之效,在当地绅民而言,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也确实不肯逆来顺受,有反抗情绪。总之,事情表现于赋税,实质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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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65 对撼和冲突所以在辛丑年表面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这一年,顺治朝结束而康熙朝开始。顺治皇帝虽为满清入中国后首任君主,却非所谓身怀“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统治不曾达于“铁腕”程度。这也就是“遗民”处境何以一度还算宽余,不至于岌岌可危。比如刚才写到的钱谦益,反清情绪、态度乃至行为,都不甚隐晦,但状况大致平稳,有了麻烦经过疏通亦可化解(金鹤冲《年谱》所谓“多难,或以货免”)。黄宗羲是更明显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装抗清直至顺治十年,其间虽遭满清三次通缉,但中止行动后也就不了了之,回乡从事著述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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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67 辛丑正月,顺治刚刚驾崩,整个态势当即急转。继任者玄烨以八岁之龄,却显出了他父亲始终所不具备的“雄才大略”——继位仅二十天,就下达导致奏销案的新令,这是他六十一年统治生涯诸多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从这时起,清朝将连续迎来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铁腕。经过康、雍、乾三朝,遗民现象土崩瓦解,满清真正实现了精神思想方面的铁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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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69 具体情节方面,还有一位煽风点火之人,他便是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为逢迎旨意,朱国治编制了一份拖欠人员的庞大名录,其中多有虚报不实内容,“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67]康熙大怒,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试想,赋税之重,一年完额都难做到,十年并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许本就不在可能与不可能,而在于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孟森指出“以积年蒂欠取盈于一朝,本非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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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6471 但朝廷当日实亦有意荼毒缙绅,专与士大夫为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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