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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大批知识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号。南都亡，东渡日本，“思乞师”，未成。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浙东败……之瑜之日本乞师……会以大定，乃留东京。自国王以下，咸师奉之。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56]对日本文化贡献极著，旅居四十年，终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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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遗民流寓海外的情况，《明遗民录》无锡病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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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诸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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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为古代最严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当时读书人之稀少，加上“遗民”多半身有功名，这逃往台湾或南洋的三千人，应是中国的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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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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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不入城市、逃释、不仕、避居海外诸多情形加在一块，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才流失将达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满清一度为此窘迫，到处寻访“贤逸”，征召、拜求，却每每碰钉子，吃闭门羹。《桃花扇》剧终前，有位捕快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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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不知么，现在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门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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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为真实写照。人才匮乏，当局竟至强行“拿人”，可见知识分子怎样普遍地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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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问题，当局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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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的一手，即以科举相诱。这一点，与蒙元不同，或者说吸取了蒙元的教训。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洩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时候，总有利欲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续笔》录有一首讽刺诗，即反映这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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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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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齐即伯夷和叔齐，他们“耻食周粟”，隐首阳山。诗中借这典故，嘲笑在科举诱惑下轻弃初衷的“遗民”。对这些渴求功名的人，当局此手颇能奏效，以致后来还闹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闱的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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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者也并不少。对他们，软的不行，则“继而严刑峻法”，“以刀锯斧钺随其后”。[61]这方面的情形，尤见于东南一带。盖因彼处既为明兴之地，同时，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或者说以士夫为中心的新型领导权，发育最充分。为此，满清在那里重拳频出，屡次制造大案、惨案，以期摧毁当地的知识分子集团。其荦荦大者，是“奏销”“哭庙”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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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销”一案，发生于辛丑年（1661），标志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谕令。所谓“奏销”，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内容，即每年征收钱粮，据实报部奏闻。康熙这道后称“奏销令”的旨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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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吏部户都：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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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先生说，从表面看，该谕“固亦整顿赋税一事，非不冠冕”[63]；但内涵哪里是表面那么简单而堂皇，否则，有清一代不至于讳莫如深，“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清中期大学者张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64]《东华录》内仅存上述上谕，“官书所见止此”，其他记录一概抹掉。而“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65]。这就难怪张穆距此事不过百年，却连它发生年月都已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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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不过在它前头，却先有别的事实。董含《三冈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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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车、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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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江南拖欠钱粮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为负担太重，根本无法完成。负担这么重，有三个原因。两种可以摆到桌面上，一种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开国之初，多处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谕头一句所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第二，江南为天下财赋所出，他省经济生产远为不如，故为朝廷所特别倚重，这倒不独清朝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后一条，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东南乃前朝势力最顽固地区，在满清而言，加重负担乃有意为之，严苛其政以收打压、降服之效，在当地绅民而言，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也确实不肯逆来顺受，有反抗情绪。总之，事情表现于赋税，实质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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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撼和冲突所以在辛丑年表面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这一年，顺治朝结束而康熙朝开始。顺治皇帝虽为满清入中国后首任君主，却非所谓身怀“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统治不曾达于“铁腕”程度。这也就是“遗民”处境何以一度还算宽余，不至于岌岌可危。比如刚才写到的钱谦益，反清情绪、态度乃至行为，都不甚隐晦，但状况大致平稳，有了麻烦经过疏通亦可化解（金鹤冲《年谱》所谓“多难，或以货免”）。黄宗羲是更明显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装抗清直至顺治十年，其间虽遭满清三次通缉，但中止行动后也就不了了之，回乡从事著述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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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正月，顺治刚刚驾崩，整个态势当即急转。继任者玄烨以八岁之龄，却显出了他父亲始终所不具备的“雄才大略”——继位仅二十天，就下达导致奏销案的新令，这是他六十一年统治生涯诸多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从这时起，清朝将连续迎来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铁腕。经过康、雍、乾三朝，遗民现象土崩瓦解，满清真正实现了精神思想方面的铁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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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节方面，还有一位煽风点火之人，他便是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为逢迎旨意，朱国治编制了一份拖欠人员的庞大名录，其中多有虚报不实内容，“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67]康熙大怒，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试想，赋税之重，一年完额都难做到，十年并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许本就不在可能与不可能，而在于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孟森指出“以积年蒂欠取盈于一朝，本非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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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当日实亦有意荼毒缙绅，专与士大夫为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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