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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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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齐即伯夷和叔齐，他们“耻食周粟”，隐首阳山。诗中借这典故，嘲笑在科举诱惑下轻弃初衷的“遗民”。对这些渴求功名的人，当局此手颇能奏效，以致后来还闹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闱的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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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者也并不少。对他们，软的不行，则“继而严刑峻法”，“以刀锯斧钺随其后”。[61]这方面的情形，尤见于东南一带。盖因彼处既为明兴之地，同时，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或者说以士夫为中心的新型领导权，发育最充分。为此，满清在那里重拳频出，屡次制造大案、惨案，以期摧毁当地的知识分子集团。其荦荦大者，是“奏销”“哭庙”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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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销”一案，发生于辛丑年（1661），标志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谕令。所谓“奏销”，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内容，即每年征收钱粮，据实报部奏闻。康熙这道后称“奏销令”的旨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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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吏部户都：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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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先生说，从表面看，该谕“固亦整顿赋税一事，非不冠冕”[63]；但内涵哪里是表面那么简单而堂皇，否则，有清一代不至于讳莫如深，“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清中期大学者张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64]《东华录》内仅存上述上谕，“官书所见止此”，其他记录一概抹掉。而“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65]。这就难怪张穆距此事不过百年，却连它发生年月都已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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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不过在它前头，却先有别的事实。董含《三冈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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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车、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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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江南拖欠钱粮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为负担太重，根本无法完成。负担这么重，有三个原因。两种可以摆到桌面上，一种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开国之初，多处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谕头一句所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第二，江南为天下财赋所出，他省经济生产远为不如，故为朝廷所特别倚重，这倒不独清朝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后一条，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东南乃前朝势力最顽固地区，在满清而言，加重负担乃有意为之，严苛其政以收打压、降服之效，在当地绅民而言，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也确实不肯逆来顺受，有反抗情绪。总之，事情表现于赋税，实质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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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撼和冲突所以在辛丑年表面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这一年，顺治朝结束而康熙朝开始。顺治皇帝虽为满清入中国后首任君主，却非所谓身怀“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统治不曾达于“铁腕”程度。这也就是“遗民”处境何以一度还算宽余，不至于岌岌可危。比如刚才写到的钱谦益，反清情绪、态度乃至行为，都不甚隐晦，但状况大致平稳，有了麻烦经过疏通亦可化解（金鹤冲《年谱》所谓“多难，或以货免”）。黄宗羲是更明显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装抗清直至顺治十年，其间虽遭满清三次通缉，但中止行动后也就不了了之，回乡从事著述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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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正月，顺治刚刚驾崩，整个态势当即急转。继任者玄烨以八岁之龄，却显出了他父亲始终所不具备的“雄才大略”——继位仅二十天，就下达导致奏销案的新令，这是他六十一年统治生涯诸多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从这时起，清朝将连续迎来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铁腕。经过康、雍、乾三朝，遗民现象土崩瓦解，满清真正实现了精神思想方面的铁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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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节方面，还有一位煽风点火之人，他便是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为逢迎旨意，朱国治编制了一份拖欠人员的庞大名录，其中多有虚报不实内容，“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67]康熙大怒，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试想，赋税之重，一年完额都难做到，十年并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许本就不在可能与不可能，而在于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孟森指出“以积年蒂欠取盈于一朝，本非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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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当日实亦有意荼毒缙绅，专与士大夫为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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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便是明知所令蛮不讲理、几无可行性，却断然行之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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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醉翁之意，借若干离奇之例，窥之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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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及第第三人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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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如此之轻，而惩处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实指性，却相当程度上是虚晃一枪。借奏销为由，制服江南并狠煞士夫风气，才是满清的“百年大计”。我们曾讲过，中晚明时代，传统君权独大局面，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识分子）领导权分其秋色乃至削弱，这种势头，不惟见于朝堂，亦见于社区基层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发达的东南一带尤为显著。此趋势对于中国所固有的传统君权已大为不利，对于以异族而入主中国的满清则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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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奏销案而后续出现的严重辱躏士绅现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钱粮的范围与需要，而更清楚地显现当局的真实意图。时人于私人通信中，描述亲眼所见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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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奏销案起，绅士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闻奉有免解来京指挥，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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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悸”是关键，当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当时汉族知识界对于奏销案的深刻用意，其实了然于心、洞如观火。《景船斋杂记》载，福建考生崔殿生“素志欲谒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对”之便，造访曲阜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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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裔（孔府继承人）密语殿生云：“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声动天地，百里尽闻，三昼夜而止，其吾道将衰乎？”比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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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必果有，虚构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叙事中透出的“舆情”——亦即士林普遍认为，奏销案明里整顿赋税，实质则是整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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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奏销案相穿插，又有哭庙一案。哭庙与奏销，有关联、有区别。关联为俱因钱粮而起，幕后黑手都是朱国治。区别是：一、哭庙案仅限苏州一地；二、士绅首先发难；三、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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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顺治十七年底，苏州府吴县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任维初。初来乍到，就很强势，威风八面。说：“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国课不完备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打破常规，天天追讨，不惜大棍伺候。皂隶若打得轻些，会遭责骂。被打者如因疼痛出声，“则大怒，必令隶扼其首，使无声”。每个受责者，鲜血淋漓，难于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当场杖毙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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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任的如此狠刻，倘若尽其公职也还罢了，然自古以来，并无不贪之官吏却如狼似虎者。任维初疯狂追讨，原是借机牟利，他将追讨来的米粮克扣一部分，交付总兵吴行之卖掉，“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三百年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消息走漏，“诸生倪用宾等，遂有哭庙之举”。